大伟，一条骄傲的咸鱼
别人付账值得炫耀，自己买单更值得骄傲。毕业十年，很多同学的样子已经开始模糊，而离开学校时大伟说的这句话，却始终刻在脑海中。大伟是我的大学同学。进校门的第一天，辅导员就告诉我们：我们的学校是省内著名的金融高专，毕业可以直接听从分配进入国家四大银行工作。事实上辅导员说的是正确的，在2000年之前果然如此。
而2000年7月，我们毕业了。
辗转反侧艰难取舍，我选择去了离家千里之外的一个县城小储蓄所。而大伟留在了哈尔滨，没有工作。其实如果他点头的话，老家信用社的大门就会向他敞开。大伟跟我说，他走出了农村就没想过再回去。
大伟送我上了火车之后，兜里只剩了30元钱。可饭总是要吃的，大伟的表哥在哈尔滨有一个不大的浴池，他便在那里蜗居了3个月，烧锅炉、通下水道、刷拖鞋、帮忘带钱的女人记账，给拔火罐的男人买香烟。
期间，表哥托关系帮他弄到了一个进机关单位的名额，前提是三千美金，折合人民币两万七千元。大伟当然不同意，却拗不过表哥，尤其是表哥跟大伟父亲说了这事。
大伟说，他永远不会忘记父亲连夜坐火车来给他送钱时的情景。那天雨下得很大，浴池地漏恰巧堵了，父亲进屋时他正拿着钩子犯愁。父亲当时把装钱的兜子塞给他，说了句这活不是大学生干的，便拿过钩子通下水道去了。或许在老人眼里，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儿子是穿西装端金饭碗的，怎么可能干这样的活儿。
大伟最终也没有去那个机关单位，他说他做不到心安理得。机关单位没去，三千美金大伟却留了下来。父亲东拼西凑的钞票成了他的第一笔创业资金。“鑫源音像”的牌匾在他毕业后的第四个月立在了哈尔滨的土地上。
那是一个再小不过的店面。10平方米的小屋，柜台里面镶嵌着二手市场的电脑桌、货架后面隐蔽着脏衣服臭袜子，1米不到的卫生间棚顶铺着军训时发的床垫，门口的一对落地音箱吃饭时便成了吧台，生活一应俱全。
租碟、卖碟，是大伟的全部营业项目。一天下来，多则三十五十，少则三块五块。他常会一个人躺在双脚悬空的床垫上，想像着明天的生意。这是排遣寂寞的惟一方式。货架上一排排的电视剧，一本本的VCD，大伟根本无心观看，那时他最大的想法就是赚钱！赚钱！再赚钱！
一桶方便面，一根鸡肉肠，一盘花生米，一瓶啤酒，一地烟头。连续两年春节，大伟都没有回家。用他的话说已经无家可回。父亲不肯原谅他，母亲无法理解他，因他辍学的妹妹，也在电话中默不作声。大伟和我是同一个村子走出来的大学生，我完全能想像到他所面临的一切。
人在落魄的时候总会遇到更落魄的事情。
2003年春暖花开。大伟的存折数字刚刚攀升5位数时，非典开始肆虐。对面的大学封校，生意顿时一落千丈。戴军曾在书中，把经历非典的日子称作是非典型性生活，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如此。无事可做无处可去，大伟开始给我打电话，很频繁，有时会一天打两三次。现在想想，两个大男人没日没夜地煲电话粥，真是恶心至极的事情。
而那个年纪的我们，离家在外的我们，没有显赫背景，没有得意事业，没有娇妻爱子甚至身边找不到能说话的朋友。忙碌的时候这些都不是问题，闲下来时突然发现，原来繁华背后我们不过是孑然一身的傻小子。
大伟告诉我，有一次他从2米高的床垫上掉了下来，因为醉了；有一次一个女生租碟时投怀送抱，问他有没有别的电影；有一次半夜对面的音像店老板砸他玻璃，他攥着臂力器却没出去；有一次有个开跑车的女人叫他小白脸，还扇了他一耳光。
每面镜子的背后都是乌突突的水银。大伟如是说。
如果没有SARS，我想这些事情我永远不会知晓。那段无法预知未来的SARS，敲醒了我们对生活的热爱与回忆，我们相约要娶一个懂事的女人，同甘共苦，要有一份自己的事业，无限辉煌。
聊到这些的时候，我们互相打趣：加油，哥们还年轻着呢！
我们也骂对方不知廉耻，生存在SARS病毒库里还故作轻松笑谈未来。
2005年，我结婚了。大伟没来。因为他的彩票站刚刚起步。互联网无限发达，各类视频网站风生水起，宽带更宽光纤入户。大伟拿着全部的积蓄买了彩票机器，鑫源音像也改成了鑫源彩站。
说实话我佩服大伟的勇气，事实上，八万元的积蓄并不是小数目。对于2005年的哈尔滨市民来说，等同于一套50平方米房子的全款，等同于一辆相当不错的城市坐骑。而对于大伟来说，等同于从零开始，等同于家人的希望又一次被浇灭。
我必须承认，大伟是个相当聪明的男人，至少在我眼里他是这样。刚上大学时他投篮最臭，刚念完大一，他已经是全校女生心目中的“流川枫”。
大伟说以前他总是以为，只有像他这样的外地人才会为钱烦恼，为未来担心。原来，每个人都会。他说他的彩票站是阳春白雪下里巴人，三教九流社会熔炉。无论是派出所的副所长、饺子馆的老板娘，还是卖瓜子的、捡破烂的、化工厂的、服装店的,在大奖面前都是一样的贪婪,又一样的真实。中奖了喜上眉梢,错过了神情默落、捶胸顿足,毫无掩饰,这便是我们身边最可爱的人们。
大伟说在他们身上,他看到了自己,更看到了希望,不止是美好。
孩子两岁时我带着妻儿回老家,途径大伟的彩票站。远远看见门口张贴了大红纸。妻子说肯定是喜报肯定中大奖了,我心琢磨难道是我那哥们中了500万元？
凑近了才发现不过是一则招聘,问大伟写这做甚还如此张扬。大伟说打算出去做事。
什么事？这生意不够好,还是钱赚得不够多？
大伟摇摇头：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离开学校时我23岁,而毕业这六年是我生命中最好的时光,我不会唱歌却跟大学生推销最新的唱片,我最怕鬼片却跟顾客声情并茂地讲里面的故事情节,我跟家庭妇女唠家常暗示她多买点彩票,照顾我的生意。我用我生命中最好的时光赚钱,不停地赚钱,为什么？我只是希望在而立之年有资本去做一件自己想做的事情。
什么事？我和妻子仍然满是惊奇与疑惑。
大伟告诉我这几年他一边开店一边炒股,已经小有收益,并且在哈尔滨的股票圈里颇有名气。很多彩民看见他电脑开着大智慧软件,都让他帮着看看股票出出主意,更有甚者将银行卡给他让他全盘操作。在他们眼里,大学生还是很靠谱很有知识的。
说到这里突然想起,大伟当年入学分数超过我们学校录取线100多分。难怪如此,他喜欢金融,这么多年却一直在做着小本生意。为了这第一桶金,大伟潜伏了六年之久。
从大伟的店里出来,妻子问我,他到底为啥那么折腾？
因为他是一条待烤的咸鱼,不烤不会熟的那种。妻子不解地看着我,我知道她不会明白。其实我也有些无法理解,或许是因为我成家了吧,更喜欢安定一点的日子。
再见大伟,是今年的事情,毕业十年,同学聚会。拖家带口的一屋子人中,大伟显得格外扎眼。他仍是单身,仍是帅气的小伙子,只是眉间的皱纹有些重了。
没结婚的唱首歌,同学开始起哄。心知肚明,22个同学中,只他一人。
大伟一笑,唱什么呢,这么多年就一个能拿出手的。大伟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知道他一定唱《重头再来》。大伟曾笑谈这首歌他做梦唱都不会跑调,熟能生巧。
大伟在唱着,大家有一搭无一搭地听着。妻子突然碰碰我的胳膊,“你看见大伟戴的手表了吗？你说是真的还是假的？”
戴着他身上,假的也值钱。妻子又问：“为什么？”
因为价值。
更因为他是一条待烤的咸鱼,一条特骄傲的咸鱼,但总会遇到喜欢这个味道的食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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