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针线笸箩
夜里做梦，见母亲膝前放着一个针线笸箩，她一边纳鞋底，一边絮絮叨叨地嘱咐我好好读书。这是童年常见的情景，可我从梦中醒来后，百感交集，再也不能入睡。我想到那个针线笸箩陪伴了母亲一生，里边实际上装满了她的辛劳、慈爱和对我的期望，实在是件珍贵的纪念品。不知在故乡还能不能找到这种老物件？要是把这个老物件陈列在民俗博物馆里，是一种很好的弘扬慈孝文化的展品。旧时，慈溪三北姑娘出嫁，嫁妆中一般有一个上了红漆的小筐，帮很浅，是用藤条或竹篾编成的，用来放针线，所以叫针线笸箩。其实里边不但放针和线，还放剪刀、小钳子、顶针等工具。妇女生了孩子以后，都是自己为孩子缝衣裳、做鞋，很少去买现成的衣裳和鞋。
我小时父亲患重病，完全靠母亲抚养。母亲生了四个儿子，大儿子比我大九岁，抗日战争时随姨父逃难到内地（龙泉），一直不在她身边。母亲身边留下三个年龄差不多的小男孩：一个是比我大两岁的哥哥，另两个是一对双胞胎，就是淘气的我和弟弟；母亲要在战乱中养育这三个小男孩实在不容易。在我的记忆里，她除了干别的事，坐下来就手不离针线笸箩。
母亲的针线笸箩也是我小时候喜欢倒腾的“工具箱”，里边的钳子呀，剪刀呀，针呀，线呀，尺呀什么的，对我都很有用。我常常从笸箩里拿一枚针做钓鱼用的钓钩：先把针在煤油灯的火焰上烧红，然后用钳子把针弯成钓钩。母亲洗被子时，把缝被子的线拆下来绕在线板上，我把这些线连接起来，变成了放风筝的长线。那时，钓鱼和放风筝是我的两大乐趣。
我印象最深的是母亲把针线笸箩放在膝盖上纳鞋底。做布鞋先要按孩子脚底大小，做一个鞋垫一样的东西，把碎布一层一层叠起来，叠成“千层底”，再用一块白布把碎布盖住，缝上几针。然后纳鞋底，用顶针把一根带线的、很粗的针顶过鞋底，再用小钳子把针和线从鞋底拉过去，轻轻拉紧，才算纳完一针。纳一只鞋底，一般要整整齐齐地纳上数百针，非常辛苦。至于做鞋帮更费事：她要用浆糊把从旧衣服上拆下来的碎布一层一层粘起来，贴在木板上晾干，做成“布箔”；然后再按孩子脚的大小剪成鞋帮，缝上好看的鞋面，在边缘绲上边；如果做棉鞋，还要加棉花缝制。把鞋帮缝到鞋底上，是一种技术活，要用木楦头做模型一针一针地缝，叫“绱鞋”，只有手巧的妇女才干得了。母亲一年到头为一家人的生存操心，一有空，就为三个孩子做布鞋、打毛衣和干其他许多家务，现在想起来实在使我感动。
可是，我小时候常为布鞋的事感到烦恼：南方多雨，上学、放学时突然下起雨来，我没有胶鞋，要么穿着布鞋在雨水里走，要么脱了布鞋赤脚走。我想到母亲做布鞋不易，总是赤脚走的；不过，天气暖和还凑合，到了冬天，赤着脚在雨水里走，既冷，又感到寒碜，我多么希望有一双胶鞋啊！但是，对母亲来说，三个孩子都买一双胶鞋，实在是不小的开支，何况孩子的脚都差不多大，长得快，要每年给三个孩子买一双新胶鞋，这只有有钱的人家才办得到。那时正打仗，物资极其匮乏，橡胶是战争物资，买一双胶鞋很贵。至于塑料鞋，是战后才发展起来的。
我家没有钱，孩子的布鞋全靠母亲自己做。我上中学时也穿母亲做的布鞋。那时，浒山还没有中学，要到余姚县立中学寄宿，为了省钱，母亲让三个孩子走路去余姚上学。每学期，我们爬过白雾岭，走过王家畈，去一趟余姚，来回要走将近一百里路。走路费鞋，母亲虽然省了路费，但她自己不知要在针线笸箩旁付出多少辛劳！我读中学时，老师说我的嗓门儿好，叫我参加合唱队。合唱队经常有活动，有时要参加演出或比赛。有一次，去演出时下大雨，我没有胶鞋，想不去参加。可是合唱队里缺男高音，非要我去不行。我从来不借同学的胶鞋，唯有这一次，不好意思地向一位同学借了胶鞋，这件事至今我还感激他。
母亲自己没有上过学，但她千方百计要让孩子上学。为了让三个孩子都上中学，她开始变卖家产。每年开学前，她想尽一切办法为我们筹划学费，常常愁得睡不着觉。在我读初二时，她不惜一切，连她结婚时用过的宁波床也卖掉了，这使我终生难忘。我希望自己快快长大，能够自食其力。我们兄弟三个，在贫困中读了不少进步的文学作品，对革命很向往，希望有机会参加革命。１９４９年年底，宁波军分区青年干部学校在余姚招生，我和双胞胎弟弟一起去报考，竟然录取了，那时还只有１５岁。不久，我哥哥也考上了华东军政大学，三兄弟都参了军，成了革命军人。母亲虽然觉得当兵太危险，但在我们的劝说下，还是无奈地同意了。那时部队只发单衣和棉衣，不发夹衣，在冬天有点冷；母亲知道后，把我们小时穿过的旧毛衣拆成线，把多种颜色的毛线凑起来，居然织成三件毛衣寄给参军的儿子。１９５２年，哥哥和我先后奉命赴朝鲜作战。最初我们瞒着她，后来从朝鲜写信给她，她知道后非常担心，据说每天一早都要听小山墩广播站广播有关抗美援朝的消息，每天为我们祈福。在朝鲜的冰天雪地里，我穿着母亲织的毛衣，心里感到无比温暖。我常常轻声唱：“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那时，我感到母亲给了我力量。尽管她有旧思想的限制，然而她的爱是伟大的。
六十年过去了。现在我们三兄弟已经到了古稀之年，退休后生活相当富裕。遗憾的是，母亲去世太早。她是１９６３年去世的，那时我国还处在困难时期，物质条件和医疗条件都较差。三个孩子都在外地工作，她晚年很寂寞；当时生活还很艰苦，没能过上好日子。我特别感到内疚的是，那时给她寄的钱很少；因为离家很远，很少回家看看。由于当时我的工资很低，来回的路费相当于一个月工资，所以回一趟家很不容易。１９６２年我弟弟患重病，我借了路费从北京赶到福建前线去看他，接着又顺路到浒山看母亲，她也正有病。没想到，第二年母亲病危，她去世时我没能回家最后看她一眼。我觉得对不起她，终生感到内疚。
怀念母亲时，我常常想到她纳鞋底的情景，很想抚摸抚摸她膝前的针线笸箩。我总觉得它是慈孝文化的见证，虽然已经被岁月磨损，然而永远装着母亲的辛劳、慈爱和对孩子的期望，它是母爱的象征。孟郊的《游子吟》出自肺腑地歌颂这种母爱：“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他把母爱比喻为春天温暖的阳光，把游子的心比喻为小草的嫩芽；没有“春晖”的普照，“寸草”就不能成长；然而区区“寸草”之“心”，怎能报答博大而温暖的“春晖”？到了老年，背诵儿时学过的这首唐诗时，禁不住要流下泪来。我突然想到，还能不能找到母亲用过的针线笸箩，也许抚摸抚摸这个老物件，能表示我对母亲的亲近和感恩，能减轻一点我的内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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