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启蒙老师
前一段时间，85岁高龄的父亲病重入了医院。父亲一向身体很好，此前还从来没有住过医院，平时连吃药打针也极少。这次病倒，让我们兄弟姐妹都紧张得不得了。好在通过积极治疗，加上他一直保持着那种平和、乐观的心态，父亲的病情很快就稳定了下来。那一天晚上，躺在病床上的父亲突然向我们几个又讲起了已经好长时间没有讲过的“三国”来，让我们惊讶不已。而我的眼前，则又浮现出来了四十年前那一幕幕难忘的情景。那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事情了。那时候我们家乡的冬天很冷，每年都要下雪，正值农闲，农村里没有什么娱乐节目，吃了晚饭后无事可做，男人们就总爱往我家里跑。我父亲是村里唯一的解放前的初中毕业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听他“讲古”就成了村里的一个惯例。十几个大男人挤在我父亲那不足十平方米的泥砖瓦房里，静静地听我父亲讲三国、水浒，讲薛刚反唐、二度梅……这个时期我十岁左右，与父亲住在一起，自然“近水楼台”地听到了父亲讲的许多许多的“古”。有时候是听着听着不知不觉地入了梦乡，更多的时候是听得津津有味，偶然还听得入神连尿也忘记了去撒。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时我父亲在墙上写的一幅字：“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虽然里面的意思多年之后我才理解，但这幅字却从此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更为我后来喜欢文学并走上业余文学创作的道路埋下了种子。我是7周岁上的学。那时候乡下是没有幼儿园的，但在父亲的提前启蒙下，我刚上学的时候就已经认得不少的字了，还能背一些古诗词，这让老师们惊讶不已。到二年级期末，我的学习成绩已经远远走在了同级同学的前面，老师建议我直接跳级去读四年级。我喜滋滋地告诉了父亲，没想到他却强烈反对，还专门带着我找到老师，好不容易才劝下了我。懂事以后，我才觉悟到父亲的做法是对的。正是这样坚持一步一个脚印地扎实学习，才使我从小学到高中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让一个“劳改释放犯”的小孩能够在那个年代借助于优秀的成绩和良好的表现顺利升到高中。又由于高中时代就开始文学创作并在报刊上发表了文学作品，而被生产队、大队、公社和县里看中被挑选去做各种工作，使得我在恢复高考之后成为全公社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
父亲是建国前参加工作的，但由于一个冤案而被错判了三年的徒刑，释放后不仅失去了工作，还成为“问题人物”而被打回农村，一直到1987年底才彻底平反，已经66岁的他这才成为一个“离休干部”。可以想象，在农村务农的那些日子，父亲是怎样走过来的。同样是青壮年的他，经常要干比他人更苦更累的活，非但没有什么优待，反而不能与其他人同工同酬；为了生计，父亲除了白天劳动外，还自学了编织毛衣、结绳子的手艺，利用晚上和公余的时间接下生产队或者村民们的活，收取很三几元的报酬，以增加家里的收入。我和母亲、姐姐、妹妹，后来还有弟弟，也在课余或公余的时间，打他的下手，帮着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那时候生活确实非常穷苦，在三年困难时期和1970年左右甚至还要吃树根、野菜。好在由于父母都懂一些手艺活，除了四个姐妹夭折了之外，我们兄弟姐妹四个还是熬过来了。改革开放后，父亲在村里最早觉醒过来，率先办起了小卖部，凭着他的勤劳、诚实和能力，我家的生活才逐步好起来，而我们姐妹也得以发挥各自的长处，逐步成就了自己的事业。在这二十年左右时间里，父母亲除了是我的学习和知识的启蒙老师外，更是我生活与生存的启蒙老师，他们教会了我在艰难困苦面前，怎样看待、怎样应对的态度和技能，怎样抓住机会发展自己的经验，让我在自己的人生里程中一直受益无穷。
对于我们家来说，“文革”时期的艰苦生活其实并不是最难受的，最难受的还是政治上的歧视。比如上面派工作队来，根本不可能安排到我们家住，要知道这在当时可是一种重要的政治待遇呀！每逢有“最新指示”发表，村里就要广为张贴，在人家房门、墙上张贴的是红色的，而在我们家外面张贴的却是白色的，让人一看就知道是“问题人家”。由于出身不好，我即使成绩一直在学校里排行第一，可就是入不了共青团。而这些，其实也还不是最难受的。最难受的是，每一次的中心运动，如果要办学习班，要开批斗会，一般都有父亲的份儿。让我毕生难忘的是，那一年的秋天，父亲又给集中到一个地方办学习班去了。在农村，这种所谓的“四类分子”学习班，是要自己的家属负责送饭送菜的。记得有一天的中午，我放学后照例去给父亲送午饭。已经是一点多了，上午的学习仍然没有结束，工作队的人正在教我父亲他们一首新歌，名字叫《战士歌唱东方红》。征得工作队的同意后，我父亲微笑着叫我坐在他的身边一起学。等到让大家吃饭的时候，没想到我竟然比学习班的人都学得好，回家的时候，我已经可以一路熟练地哼唱了。此后，每当我一想起这首歌，父亲当时那亲切的笑容就无比生动地浮现在我的眼前，这一幕留给我的并不是难过和悲伤，而是一种特别的温馨和信心。父亲这是在给我做着一种如何对待磨难、对待困厄的精神启蒙啊！
现在，父亲毕竟老了。前年，我们把他带到医院做了一次全面的体检。父亲的身体机能很好，但却发现患了晚期肺癌，这让我们几乎慌了手脚。经过咨询医生，鉴于社会上的各种经验，全家人都同意采用保守疗法。一是不告诉父亲真实的病情；二是不去大医院复检，以免让父亲精神紧张；三是加强营养，对症下药；四是让他参加一些适当的娱乐活动。此外，对于一直抽烟的父亲，只告诉他尽量减少烟量，而不是一下子完全戒掉。父亲也很配合，而且一直非常乐观，身体一路也无大恙。但我总觉得父亲其实是知道他的病情的，只不过把他的想法深深地压在了心底。
这几天，癌细胞终于转移到脑部去了，由于压迫脑部神经，父亲开始出现抽搐。两天后，右手、右腿变成了半瘫，口齿也有点模糊。但是，父亲却表现得非常冷静、顽强和乐观，时而还搞点儿幽默，他甚至还告诉来探望他的“雀友”们，待他过几天出院后，再和他们“筑长城”。通过近十天的积极治疗，父亲的病情奇迹般地稳定了下来，甚至出现了好转，父亲的口齿又象往常那样清楚了。因此，那天晚饭后，兴奋之余，他又给我们讲起了“三国”。
我懂了，你这是在对我们做着最后也是人生最高层次的启蒙——生命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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