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时间给出答案
那一天突然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站在黑板前，小心地用印刷体书写小学一年级老师要求我写出的词。我写完后往回走，同学们的笑声告诉我，我犯了严重的错误。有什么这样可笑？我迷惑不解。老师说：“佛瑞德，你把所有的e都写颠倒了！”上二年级的时候，我在纽约州扬克斯市我家附近的里佛戴尔市立学校上学，事情变得更糟。无论我如何努力，就是不能掌握简单的算术，甚至连二加二等于多少都不明白。我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呢？我总是搞不懂。
到三年级的时候，我的父母越来越关注我的问题。“佛瑞德将来怎么办呢？”我母亲忧郁地问。我父母二人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都因学业优秀获得过奖励。我父亲约瑟夫毕业于耶鲁大学医学院，是著名的神经科医生。我母亲莉莲是一位精神病社会工作者，获得过硕士学位。我大哥西蒙学习没有任何问题。我弟弟艾布拉姆也是一名出色的学生。
而我苦苦地挣扎，却刚刚能跟得上学习进度。为了逃避上学，我常常装病。到五年级时，我开始不情愿地屈服于这种念头：或许我根本跟不上了。但是，我的老师赫尔波特·墨菲改变了我的想法。一天下课后，他把我叫到一旁，给我看我交上去的考试卷。我垂着头，羞愧难当。所有的题都答错了。
他告诉我说：“我知道你理解这些题，咱们再复习一遍好吗？”他让我坐下，问我卷面上的问题。我一道题又一道题地给他作出口头回答。
“答对了！”每答一道题，他便这样说。他的笑容把世界都照亮了。“我就知道你理解这些题！”他把我的考试答案全部打上对号，把我不及格的分数改成及格。
墨菲先生还教会我如何把不同的词汇联系起来，回忆学过的知识。例如，每逢我看到social（社会的）这个词，就会感到一片茫然，根本读不出来。墨菲先生提议：“试试这样来记。假定你有一个名叫Al的朋友，他知道如何修自行车。后来有一天你的自行车坏了，‘SoseeAl’（去找Al）把你的自行车修好。每次你看到social这个词时，就想soseeAl。你就会记住如何说它。”这样果然奏效。
不久，即便放学后我都盼着跟墨菲先生待在一起。他总是那样耐心地鼓励我。“佛瑞德，你很聪明。”有一次他对我说，“我就知道你的学习会好起来的。”尽管这样，我还是觉得我正面临着似乎无法超越的障碍。
五年级后，我转学到当地的公办学校。在那里，我的新老师肖小姐也看出我正在努力争取进步，尽量帮我。经过长时间艰苦努力地练习书法，她建议我给校长（她一直轻视我）展示我的书写能力有了多大的进步，我兴奋得发抖。“现在她该知道我聪明了。”我想着，跑到校长办公室。
然而，校长误会了肖小姐派我去的原因。整整半个钟头，她都在批评我的书法。她得出结论：“你的问题，在于你没有任何动力。你根本就不用心。”她不知道我有多烦恼、有多痛苦。
回到教室，我浑身颤栗，我从未把遇到的事告诉肖小姐。我感到无比尴尬，简直无地自容。
不过，我在家里看到了希望，这个希望来自一项我非常热衷的不寻常的技能：超强的记忆力。我可以清楚地回忆起三四个星期前吃的午餐或者天气情况。上初中时，我记住了林肯的“盖德斯堡演讲”，这成了我最大的法宝之一。
我的父母对此感到迷惑不解，给我做了一次智力测试。让他们吃惊的是，我也同样吃惊——我的分数相当高。
后来，我又得到我母亲的妹妹洛蒂姨妈的帮助。她是一个温柔、善良的女人，是一名优秀的老师，经常帮助有阅读困难的孩子。在初中的每个星期六和星期日，我都骑自行车走两英里去她家。洛蒂姨妈让我坐在餐厅的桌子旁，耐着性子不停地训练我。她信心十足地说：“不要担心，咱们明天再试，你会成功的。”
只要我写作文，最后总会把单词搞混。所以，洛蒂姨妈每周都会询问我写的作文。她即便不会夸奖我的字体，但至少会对其中的思想性赞扬一番。她说：“那个想法太棒了，咱们写下来吧。”随后，她会拥抱我，奖励我饼干和饮料。
慢慢地，我取得了一些小的成绩。我发育成熟的声音洪亮，开始在学校参加戏剧演出。由于我的记忆力好，很容易便记住了台词。我还在理科学习中表现优秀，这就鼓励我树立起我的梦想。我想学医，成为一名精神科医生，就像我父亲那样。我知道对我这样存在学习困难的人来说，那是一个很难实现的梦想。尽管如此，我认为只要我不懈地奋斗，终会获得成功。
“我们想让你上霍尔斯特德学校。”临上十年级前的暑假里，我父亲告诉我。“我们认为那所学校最适合你。”我母亲补充说。
霍尔斯特德学校是扬克斯市的一家小型私立学校，专门针对有严重文科障碍的孩子。在那里，我平生第一次成为最优秀的学生。我还被选为学生会主席和霍尔斯特德六人橄榄球队队长，担任进攻边锋。在我高中最后一年，我被命名为优秀学生运动员，得了一个大奖杯。
那一年，霍尔斯特德的女校长把我作为特长生写信推荐给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市博兰德斯大学负责招生的校长。我收到入学通知时，我把它当成了一个奇迹。但是，博兰德斯大学对理科特长生并不重视。我的分数和自信度均直线下降。我勉强凑合了两年，而后决定转到纽约大学继续大学三、四年级的学习。
在一次重要的有机化学考试后，我感觉像是被打入了死囚牢。公布分数那天，我跑到化学楼。我细看了分数单，一下子垂头丧气了，我不及格。“以后可以去医学院嘛。”一位朋友提醒说。下定决心后，我约定了一位导师，努力使各科成绩保持在中上等水平。我一直上到大学毕业。
我知道，要想进入医学院，将会面临着许多困难。果然，我遭到一家又一家学院的拒绝。“你不属于这里。”当地一所著名医学院的院长告诉我。“你的理科成绩说明你的情绪不稳定。”但是我知道我不是不稳定，我只是在掌握某些科目的时候有很大的困难。在我父亲的帮助下，我设法进了纽约医学院。我爸爸说：“困难很大，但我知道你能克服。”我想：如果他那样感觉，或许我就能克服。
我喜欢学医。在我三年级的时候，我去护理病人，在神经外科值班。我知道我会找到自己人生的位置。几乎每天我都能见到在外科医生精湛的技艺和护理下，一个个血管畸形或身患肿瘤的病人转危为安。尤其是那些孩子打动了我，他们的天真、他们的脆弱、他们无法言表的恐惧和渴望打动了我。这使我深受影响，在我实习的后期我选择了儿科的神经外科。
1963年的春天，在卡内基礼堂举行了毕业典礼。当我走上台阶接受我的医学学位时，我看到了母亲脸上的泪水，洛蒂姨妈也是如此。我看到了父亲骄傲的笑容。我一一拥抱了他们。在他们的支持下，我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可我为何要为此付出那般的辛苦，连我自己都说不清楚。
二十年后，我妻子凯斯和我坐在一位心理学家的办公室，讨论我们的女儿伊莲娜，一个十岁的五年级学生。心理学家肯定了她的高智商，而伊莲娜不得不加倍努力才能跟上她的同学——就像我以前遇到的情况那样。当伊莲娜的测试结果出来时，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她患有严重的学习障碍——忽然间，我被引入了一个新的理解的世界。
我发现，美国每年有百分之十的学龄儿童接受测试，并发现有学习障碍。这些孩子的智商高于平均水平，在四个学习过程中，或是在一项，或是在综合能力上，存在着困难。这四个过程是：记录过程，处理过程，记忆过程，口头表达或口述信息。但学习困难常常被忽视或很难作出诊断。许多孩子被指责为懒惰、情绪不稳，甚至是迟钝。
了解了这些情况，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我孩童时期黑暗的角落。我告诉凯斯：“由于我认识了伊莲娜遇到的麻烦，我理解了我上学时自己苦苦挣扎的原因。”
经过许多年的研究，如今的教育学家能更精确地测试出孩子是否有学习障碍，并教会他们如何作出调整。许多孩子们从中受益匪浅。如今的伊莲娜已是锡拉丘兹大学三年级学生，即将开始她的医学生涯。
多少年来，我与许多帮助过我的老师和朋友失去了联系。随着去年我的书《时间的礼物》出版，我决定送给现已退休的赫尔波特·墨菲一册。我在其中题字：“致墨菲先生：您是我一直难忘的老师。我将永远记住我还是里佛戴尔学校一名苦苦挣扎的五年级学生时，您所表现出的善意。我将永远记住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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