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卖出去了
连续十天或两个星期，爸爸一从守望山的图书馆下班回到家里，就急急忙忙跑到盖乌拉大街的东端，梅施阿里姆入口对面的邮电局，焦急地等待他第一本书的到来。他已经接到出版通知，有些人已经在特拉维夫的书店看到书了。于是他每天冲到邮局，却两手空空而归；每天他都信誓旦旦，说要是西奈印刷厂格鲁伯先生的包裹第二天还不到，他就去药店，打电话催促特拉维夫的查持克先生——简直令人无法接受！要是书在星期天还到不了，这个星期当中还到不了，最迟到星期五……但是包裹确实到了，不是寄来的，而是私人投送，由一个笑容可掬的也门姑娘送到我们家里——不是从特拉维夫送来，而是直接从西奈印刷厂送来。包裹里装有五本《希伯来文学中的中篇小说》，刚印出来，新鲜纯洁，用优质白纸包了几层（上面印刷着某种图画书的清样），用细绳绑着。父亲谢过姑娘，尽管他激动不已，但并没有忘记付给她一个先令（在那年月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足够在塔努瓦餐馆吃上一顿素餐）。接着他要求我和我母亲走进他的书房，陪他打开包裹。
我记得父亲是怎样控制住自己澎湃的激情，没有劳神把捆包裹的绳子揪断，或用剪子剪断，而是——我将永远不会忘记——把绳子上的结一一解开，极其耐心，并使用了他坚硬的指甲、裁纸刀刀尖、曲别针针尖。做完这一切后，他没有扑向自己的新作，而是慢慢拿开绳子，挪开纸包装，像羞答答的恋人，轻轻用手指触摸最上面一册书的封面，温柔地将它贴近脸庞，有点急促地翻动书页。他闭上眼睛轻轻闻着，深深吸入新鲜的墨香，新纸的芬芳和令人欣然陶醉的糨糊气息。然后，他才开始翻阅自己的作品，首先翻看索引，仔细查看补遗和勘误表，一遍又一遍地阅读约瑟夫伯伯写的前言，还有他本人的序言。他在扉页上流连忘返，再次轻抚封面，接着，担心母亲可能会暗暗地嘲笑他，抱歉地说：“刚出版的新书，第一本书，就像我刚刚又有了一个孩子。”
“什么时候给它换尿布，”妈妈说，“希望你招呼我一声。”
说着，她转身离开了房间，但没一会儿工夫，她手拿圣餐葡萄甜酒和三个小酒杯走了回来，说我们应该举杯庆贺父亲的第一本书出版。她给他们二人倒了一些酒，给我倒了几滴，她甚至可能亲吻了他的额头，他则抚摸她的头发。
那天晚上，我妈妈在厨房的餐桌上铺了一块白桌布，仿佛在过安息日或是节日。她做了父亲最喜欢吃的饭菜，热气腾腾的甜菜汤上面漂着一大块洁白的奶油。爷爷和奶奶也来和我们一起简单庆贺。
父亲喜出望外。他把一本书送给他的父母，另一本书送给约瑟夫伯伯，第三本书送给他亲爱的朋友以色列·扎黑，另外一本我不记得送给谁了，最后一本他保存在自己图书室里一个显眼的书架上，舒适地靠近他那位约瑟夫·克劳斯纳教授伯伯的著述。
父亲的幸福持续了三四天之久，他的脸便阴沉下来。正如他在包裹到来之前整天冲向邮局一样，现在他每天冲向乔治王街的阿西亚萨夫书店，那里陈列了三本《希伯来文学中的中篇小说》，等着出售。第二天，三本书原封不动地摆放在那里，一本也没有卖出去。第三天还是如此，接下来的日子依旧。
“你，”父亲脸上挂着凄然的微笑对他的朋友以色列·扎黑说，“每六个月写一部新长篇小说，所有漂亮姑娘立刻把它们从书架上一把抓下来，径直拿到她们的床上；而我们这些学者，多年殚精竭虑，逐一核实细节，逐一查对引文，一个脚注都要花上一个星期，但谁会劳神去读我们的东西呢？倘若幸运，我们这一领域的两三位‘难友’会阅读我们的著作，之后会将其驳得体无完肤，有时甚至连批驳都没有——我们完全被忽略了。”
一个星期过去了，阿西亚萨夫书店里的书还是没有卖出去。父亲不再诉说自己的悲哀，但是整个房子似乎充斥着一种味道。他刮脸刷碗时不再哼唱跑了调的小曲，他不再给我背诵吉尔伽美什事迹、《神秘岛》中的尼摩船长或是塞勒斯·史密斯工程师的历险记，而是愤然潜心于散落在书桌上的参考文献——他的第二本学术著作将会由此诞生。
突然，过了两个星期后，他在星期五晚上喜气洋洋地赶回家中，浑身发抖，像小男孩当众被班上最漂亮的小女孩吻了一下。“它们都卖出去了！都卖出去了！一天之内都卖出去了！不是卖一本！不是卖两本！三本全卖了！全部！我的书卖出去了……沙科纳·阿西亚萨夫将从特拉维夫的查持克那儿再订几本！他已经订了！今天早晨！通过电话！订的不是三本，而是五本！他认为这还不是最后一次！”
我母亲再次离开房间，回来时拿着令人作呕的圣餐葡萄甜酒和三只小酒杯。不过此次，她没有劳神做漂着奶油的甜菜汤，也没有铺白桌布，而是建议他们二人明晚去爱迪生影院，看他们都崇拜的嘉宝领衔主演的佳片首映。
我则被留给小说家扎黑和他的夫人，在他家吃晚饭，规规矩矩地，直至父母在九点或九点半时归来。
于是他们走了。扎黑太太大概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然就是去邻居家串门了，扎黑先生建议我去他的书房。书房和我们家里的一样，也是卧室、客厅，什么都在一起。那曾经是我父亲学生时代的房间，也是我父母的房间，显然也是孕育我的地方，因为直到我出生的前一个月，他们仍住在那里。
扎黑先生让我坐在沙发上，和我说了几句话。我不记得说了些什么，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突然注意到沙发旁边的小咖啡桌上不多不少摆着四本一模一样的《希伯来文学中的中篇小说》。一本摞一本，像在书店一样。我知道有一本是父亲送给扎黑先生的，上面有父亲的签名，另外三本我无法理解。我话到嘴边正要问扎黑先生，但在最后一刻，我蓦然想到那三本是今天才買的——经过在阿西亚萨夫书店里漫长的等待。感激之情从我的内心深处油然而生，我的眼泪快要流下来了。扎黑先生看见我注意到这几本书，他没有笑，但微微眯着的眼睛斜觑了我一下，仿佛默默地接受我做他的同谋。他没说一句话，弯腰捡起咖啡桌上四本书里的三本，悄悄地放进书桌的抽屉里。我也秘而不宣，从未向他或我的父母提起此事。直至扎黑先生英年早逝，直至父亲离开人间，我从未向任何人说过此事。直至多年以后我才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女儿努里特·扎黑，她似乎并未对我所说的事情留下什么印象。
我数遍自己两三个最好的朋友，他们几十年来和我关系密切，友情深笃，然而我不能确定自己是否能够为他们做扎黑为我父亲做过的事。谁都说不准这种慷慨的“诡计”会不会展现在我的脑际。毕竟，在那个年月，他和其他人一样，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三本《希伯来文学中的中篇小说》至少花去了他买亟需衣装的积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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