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我和易中天给大家剥果壳
于丹：我和易中天给大家剥果壳君子因为有心态的平和、安定和勇敢，他的安详舒泰是由内而外的自然流露；小人表现出来的则是故作姿态，骄矜傲人，因为他内心多的是一股躁气，气度上便少了一分安闲……文/周益9个小时，现场签售12600本！这将是一个难以逾越的纪录。
这本创纪录的书，讲述的是一个古代男人对一个现代女性的影响。这个现代女性是于丹，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那个古代男人就是孔子。
书的名字叫做《于丹＜论语＞心得》。
“签得手都残了。”于丹如此描述11月26日北京的签售现场。
从去年开始，央视《百家讲坛》成就了易中天、纪连海、阎崇年等多位男性学者。那时的于丹是这个节目的策划顾问。
今年国庆期间，于丹从幕后走到前台，在《百家讲坛》开讲《论语》。古人、今人、东方人、西方人，甚至不是人的田鼠、南瓜，都被她“信手拈来”，跟孔子扯到一起，“娓娓道来”。
随即，中华书局将于丹的讲稿以60万册的惊人数字起印，这个数字超过了此前由易中天《品三国》创下的单行本最高起印数——55万。
“美女教授”、“女版易中天”……短短几个月，于丹就红遍全国。
关于于丹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助理、影视传媒系主任、影视学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今日说法》、《新闻调查》、《艺术人生》等电视栏目策划，中央电视台教科文频道策划顾问，光线传播中心《中国娱乐报道》栏目总策划，北京电视台首席策划顾问。
于丹独家访谈录
那些经典的道理在生活中渐渐与我生命融合，成为其中的一种元素。
我的童年是沉重的
《周末》：谈谈你的成长经历？
于丹：父亲只有我这一个女儿，他是研究文史的，在很小的时候，我不光被要求读《论语》，其他很多经典名著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读的。我3岁时开始练字，父亲要我练魏碑，我喜欢柳体字，觉得漂亮，可他不允许，说你一定要从间架结构练起。
考大学，我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上中文系。我读研究生的时候特别小，还不到21岁呢，父亲就跟我讲，如果把先秦两汉啃下来的话，你后面就全通了。
在这样严厉的家教下，我的童年是沉重的，甚至不爱说话，显得很孤独。但不可否认，爸爸对我的训练让我至今受益，没有他严格的训练，就没有我今日的成就。
《周末》：据说你童年时因为孤独而开始写日记，一直到现在都不间断。
于丹：这个习惯也是《论语》影响我的。《论语》中有这样两句话：“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和“见贤思齐，见不肖则内自省”（《论语·里仁》）。一方面对自己的行为及时反省，另一方面，把自身之外的人和事拿来跟自己做对照。假如一个人真能做到这两条，那就能对自己的行为有所约制，同时，在对待一些事情的时候，也能有自己独立的想法。
我从6岁开始写日记，从13岁到现在的日记相当完整。即使在不善于跟别人交流的童年，我也能用日记表达自己的想法。到了今天，记日记则让我保持清晰的自我意识，不会人云亦云。
《周末》：你提到你童年很沉重，但听说你在读大学时却有一个“玩委会主席”的头衔，你怎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呢？
于丹：人是有基因的，我的天性可能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开朗的，外向的。但是我在上小学时的确很沉默，如果说有一个突变的话，我非常感谢我的高中，北京四中。我的数学一直不太好，但在四中，我不会受到歧视。当年的高考录取率非常低，在高考前，老师带我们郊游踏青，没有让我感受到应试教育扭曲了自己的天性。后来，我们那一个班几乎全都考上大学了。更重要的是，每一个人都是健康的，明朗的，自信的。上了大学后，我终于可以不学数学了，终于进中文系了，终于可以“捣乱”和“淘气”了。我的学习成绩很好，也当过学生会的主席、研究生协会的主席，那时候，我们有经费，就带着大家出去玩了。在北京附近玩，也到山西等远一点的地方玩。
那时候，我突然就明白了，我们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是容易的，但是行万里路就不容易了，这不是道听途说可以解决的，须“以身体之，以血验之”。就是深刻的感悟。
大家之所以说我特别爱玩，其实这是我的一个感悟和体验。我在大学期间就这样走过来的，我希望读书是生机勃勃的活动，我不希望永远是一个书生的形象。
人生应该讲求木桶效应
《周末》：在你的生命中，《论语》是如何影响你的呢？
于丹：拿《论语》来说，小时候大人给我讲，让我背。到了读研究生时，就觉得那些东西很容易，小时候我都背过。而到了现在，我又恍然明白其中的意味。这是一个核反应的过程，虽然童年是死记硬背，但那些经典的道理在生活中渐渐与我生命融合，成为其中的一种元素，到现在我甚至已经分不清哪些话是从哪本书上来的。而那些圣贤，不再是我讲课的时候才能想起来的人，他们无所不在，就像你一个随时相伴的朋友一样，他们的影响永远是潜移默化的。
《周末》：谈谈你的生活态度。
于丹：我一直倡导生活要用加减法，特别在30岁以后，要开始用减法生活，不是你心灵真正需要的东西就要学会舍去。《论语》中讲到，人三十而立。而立之年你还懵懵懂懂的，既没有安家，也没有立业，处于漂泊状态，我觉得再才华横溢，你都是瞎了，最基本的事都没有安顿好。所以我会选择，20多岁一定结婚，30岁之前职业一定要稳定。我评价我的生活，我不说它多好，但起码正常。
此外，我还认为人生应该讲求木桶效应，你永远不要追问那块最高的板——你什么地方更优秀，这个大家都能看到；而你最该考虑的是最低的板。比如我讲《论语》受到很多观众的喜欢，书也卖得很好，这些我都不去关注。我现在关注的是，在媒体的追捧和观众喜爱中，我的教学是否受到影响了，我的家庭生活是否被打扰了……这些问题现在就是木桶上的短板。
做《论语》的考据，我没有资格和水平
《周末》：你在讲《论语》时，列举了大量古今中外的小故事。这些小故事是刻意准备的吗？
于丹：事实上，我已经讲了10多年的《论语》。由于从小接触《论语》，对于《论语》我已有了自己的理解和领悟，在平时讲课的时候，为了让学生能够更好地领会，积累了一些小故事。当我到《百家讲坛》开讲时，这些故事自然而然地就跳了出来。
《周末》：《论语》是中国儒家文化的经典之作，你在开讲时却有意回避了历史的考据；相反，举了很多现代的、西方的例子。
于丹：我的专业是影视学，研究的是如何传播，应该说是一个应用学的学者。所以我在讲《论语》时，要考虑传播的效率，不是我讲了多少，而是大众能接受多少。《百家讲坛》对于所有的讲者有一个要求——要让15岁的中学生愿意听，而且还要有兴趣听。这个要求是符合大众传媒的定位的。在一个大众传播的平台上追求学术的水平，那是对大众的不负责任。
做《论语》的考据，我没有资格和水平。
我和易中天是给大家剥果壳的
《周末》：谈谈最近的国学热。
于丹：最近确实很热，记得我在北京给新书签售时，签了1万多本，几乎手都签残了。（笑）我总有一个想法，那些热情的读者不是冲着我来的，甚至不是冲着孔子来的，他们是冲着经典来的。孔子是一个文化符号，我的讲述也只是传播的一个载体，而最根本的则是一种对生命真谛的追问。
中华书局出版社的副社长顾青打过一个很好的比方：古典文化其实是一个很好吃的果仁，但只有少数学者知道它好吃，经过历史的尘封和人为的因素，这个果仁被裹上了一层很坚硬的果壳。我和易中天他们做的，就是通过传播学的手段，把那层壳给剥开，让大众也知道果仁的香甜，而这果仁的美味其实是亘古不变的。
最向往南宋的温婉细腻
《周末》：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你愿意生活在中国的哪个时代？
于丹：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汉唐是最辉煌的时代，它的灿烂符合所有人的梦想。可是，当整个民族都强盛的时候，整体意识会压倒个人思想，所以我宁可选择另外三个时代——先秦、魏晋以及南宋。先秦和魏晋这两个时代尽管思想上是自由的，可生活太痛苦了，人们的生命不时受到战乱的威胁。所以，我最喜欢的时代是南宋，它偏安一隅，与西湖相伴，尽管南宋文人的精神不昂扬，生活却很安逸，文人的气质是温婉细腻的，这是我最向往的。
于丹读《论语》之心香一瓣
说白了，《论语》就是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它就是这么一本语录。我们说孔夫子是圣人，圣人就是在他生活的这片土地上最有行动能力，最有人格魅力的人。
一个人的自信心来自哪里？它来自内心的淡定与坦然。孔子说“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内心的强大可以化解生命中的很多遗憾。
让自己成为一个有知识、有教养，而且内心忠诚的公民，然后以此在社会上安身立命，学习的目的就是完成这么一个自我角色的建立和提升。
做一个内心完善的善良的人，是成为君子的前提。但仅有这个是不够的，孔夫子心目中的君子，不仅是一个好人，还要是伟大和高尚的人，他要胸怀天下，奋发有为。
假如一个人真能做到一日“三省吾身”，能够反省到自己的错误并且勇于改正，这就是儒者所倡导的真正的勇敢。
孔子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也就是说，你在什么位置上，要做好本分，不要越俎代庖，跳过你的职位去做不该你做的事。这是当代社会特别应该提倡的一种职业化的工作态度。
君子因为有心态的平和、安定和勇敢，他的安详舒泰是由内而外的自然流露；小人表现出来的则是故作姿态，骄矜傲人，因为他内心多的是一股躁气，气度上便少了一分安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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