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ngzhuan365 发表于 2018-12-16 12:39:50

日本的可怕之处

  日本自1949年第一次斩获诺贝尔奖以来,累计已有27位诺贝尔奖得主。但其实2000年前的获奖者,只占了1/3。

  2001年,日本出台了“第二个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明确提出“50年要拿30个诺贝尔奖”的目标。当时,从日本国内到国际社会,对此争议不断。可从2001年到2018年,日本平均一年拿下一个,计划进行时间尚未过半,已经完成了超出目标1/2的数量。

  特殊的气质

  对于2018年的诺贝尔奖得主本庶佑,据诺奖委员会的成员透露,76岁的他得知自己获奖时,表现得十分平静,甚至还有些害羞。他在接受采访时说,看到患者获救,比获得诺奖更开心。在“皆为利往”的时代,日本的科研者却有一种特殊的气质。

  2008年,日本的下村修因为阴差阳错发现并发展“绿色荧光蛋白”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他说:“我做研究不是为了应用或其他任何利益,只是想弄明白水母为什么会发光。”

  在他看来,获得这项殊荣不过是他在满足自己好奇心的过程中,顺便完成的一件事情。

  相较于上述两位,2002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田中耕一的经历更有趣。

  当时诺奖的报道一出,整个日本媒体陷入了“寻找田中耕一”的模式。似乎没有什么人听说过“田中耕一”的名字,所有的数据库里也未曾录入过与他相关的信息。直到后来,人们发现,他只不过是一家企业里的无名小卒。

  田中耕一不是什么专业教授,也不是硕士、博士出身,他不过是日本东北大学电气工程专业的本科生。毕业后,他一直在一家仪器制造会社担任电气工程师。获奖前,他甚至连一篇像样的论文也没有发表过。人到中年,他才从电气转到化学领域,研究出对生物大分子的质谱分析法,从而拿下了诺奖。

  低学历、跨专业,从来都不是日本科研者自暴自弃的借口。

  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中村修二,身份背景同样平淡无奇。他出生在日本一个小渔村,从小就被别人叫“笨小孩”,高考也只考上了排名一般的德岛大学。毕业之后,中村修二进入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工作。也许是安于现状,中村修二最终就在这家公司安然地干到退休。

  他在公司里研发的成果销量一般,经常被同事嘲笑是“吃白饭”的,连上司都问他:“你怎么还没有辞职?”

  满腔的怒气促使他开始不断努力,挑战一项看似无法达成的任务:开发高亮度蓝色的LED。在这项研究上,有无数人前仆后继,却也有无数人失败而返。当所有人都觉得中村修二不行时,他只是回答“可以的”。

  比起许多国家诺奖得主华丽的履历,日本的研究者们看似更接地气,他们出自不同的领域,有着各自的背景。不那么完美的经历,更让人看到,日本在科研领域的国民精神。

  神秘力量

  让日本狂揽诺奖的科学活力,大多出现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前后。

  诺贝尔奖的颁奖原则,是要保证获奖成就能禁得起时间的考验,因此有延迟性和滞后性。

  基础性研究成果由提出到被广泛认可,需要相当一段时间的检验,因此,许多科学家从发现成果到获奖要经历长达2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

  21世纪诺奖的“井喷”,或许是几十年前的付出换来的成果。

  20世纪60年代,日本提出“振兴科学技术的综合基本政策”,将国民收入的2%用于科学研究。1971年,又将投入目标提到3%。到1975年,日本的研发经费总额占国民收入的2。11%,明显高于美、德、法等国。

  后来虽然遭遇经济停滞,但“失去的20年”也没有让日本研发经费的投入总量下跌。在充足的科研经费保障下,日本的科研环境也更自由。由于科学技术的基础计划由专业机构进行,高校老师不需过分担心因沒有科研成果受到惩罚。

  科学家这一职业在日本受到尊重、工资待遇较好。日本的科研申报课题采用课题注册制,不用经过层层审批,保障其后续的研究经费很快就能拨款到位。

  更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教育改革也打造了扎实的知识基础,促进探索思维的养成,不片面强调知识传授,更注重联系现实生活。在幼儿园、小学阶段重视与自然接触的生活经验,培养孩子的童趣与对自然的好奇。多位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身上都有亲近自然、观察自然的经历。

  在课程设计方面,日本的教科书引入了很多国际知名的文学作品,同时注重科学精神,尊重个性,关注与世界的合作与和谐。日本的研究型大学更是学风开明、自由,不唯顶尖高校为尊,每个学校都有独特的底蕴和优势。

  总体来说,充足的经费保障、民主的科研环境、开放的教育模式对日本“井喷式”的获诺贝尔奖起着功不可没的作用。

  极致到矛盾的匠人精神

  在日本文化中,有一种勇于创新、极致认真、脚踏实地、耐得住寂寞、确定一个目标就执行到底的匠人精神。

  从小处看,匠人精神是一种对细节的严谨执着,对错误的正确态度。

  一位留日的科研工作者说:“日本科研工作者在实验室的小组研讨会上,会非常细致认真地研讨错误出现的原因,但并不会对研究者本人提出任何批评。”这种对待错误的严谨和对出错者的宽容,恰恰激励了人们更加重视错误,防止错误的再发生。

  日本的科研工作者通常一辈子坚持做一件事。201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大隅良典,为诺奖足足等了20年。在此前20多年的学术长跑里,他经历了种种挫折:博士毕业没工作、研究得不到支持、被迫转专业……但他仍坚持缩在实验室里专注于自己的研究,“十年如一日”熬过枯燥的学术生涯。

  当然,日本文化中,还有一种不可忽视的矛盾。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深刻地阐述了日本文化中处处体现的这种现象。“日本人极度好战又极度温和,极度死板又极度灵活……极度勇敢又极度胆小,极度保守又极度喜欢新事物……他们非常在乎他人如何看待他们的所作所为,但是,即便他们犯了错未被人发现,依然会有罪恶感。”

  这种矛盾,也体现为高度重复的匠人精神同创新之间的矛盾。然而,正是匠人精神中矢志不渝的专注力量,才为创新发现时的灵光乍现提供了可能。

  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之间的运筹帷幄,正演绎着日本文化中的“菊与刀”。

  “50年内拿30个诺贝尔奖”的目标看似急功近利,但同时,日本人已做好充分准备,并为此提供源源不断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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