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到的只是第一排水果
一个国外笑话是，有长官视察部队，发现相貌堂堂身材挺拔的军人都被排在队列的最前排，于是叫来该部队的领导者询问，得到的回答是：排队列的那个军官，以前是摆水果摊的！世上所有绚丽的、凛然的、颠扑不破的传说、神话，恐怕都是这么来的，传说制造者更愿意让我们看到的，只是第一排水果。
最近上映的《山楂树之恋》是摆水果摊的。它所描绘的上世纪70年代，以及70年代的面孔，是无比干净、纯洁的。为此，剧组找遍了全中国，终于找到了周冬雨，这个女孩子尽管生长在大城市，却纯洁到了以为张艺谋是坏人的地步。而电影最后呈现给我们的情节、画面、情调，也无比“干净”，没有拥抱，没有接吻，是所谓“纯爱”。好在那个时代离我们还不算太远，虽然因为种种原因面目不清，到底还在口口相传中，于是我们知道，那个时代并非如此。那些干净的脸，干净的爱情，是摆在第一排的水果。
《公爵夫人》、《另一个波琳家的女孩》、《伊丽莎白》、《绝代艳后》（导演这部片的姑娘刚凭一部名不副实的作品在威尼斯弄到了金狮奖）……所有这些以19世纪以前的欧洲为题材的电影，是摆水果摊的。它们给我们看到的19世纪前的欧洲，被古堡、光洁明亮的大厅、烛光映照的晚宴、美女华丽的裙摆遮盖着。但无数关于20世纪前的欧洲卫生状况、流行病、洗浴历史的书却告诉我们，那时候，城市公共卫生设施极差，巴黎、伦敦都臭气熏天，人们随地大小便，从窗口就可以把屎尿倒下来，洗浴被视为禁忌，一生难得洗几回，要通过洒香水和扑香粉来遮掩身上的气味，女王坐在马桶上接见大臣，贵妇们华丽高耸的假发里甚至有老鼠窝。这些电影给我们看到的一切，是摆在第一排的水果。
那些美丽的印度歌舞片，是摆水果摊的。印度歌舞片里的那个世界，往往整齐、华美，看不到一丝杂质，爱情也浓烈、鲜艳，看不到一点瑕疵。但奈保尔的《幽暗的国度》，却描绘了印度人的另一面，印度人“喜欢到处解大便”，“通常他们蹲在铁路两旁，但兴致来时也会蹲在海滩、山坡、河岸和街头上”，巴士车站的排水沟，也是方便的好地方，等车的时间，通常被紧密利用。读了这本书，简直不能再看印度歌舞片，他们华丽地舞蹈着，他们热烈地吐露真情，而我终于爆笑了—他们洗手了吗？歌舞片里的歌舞青春，是摆在第一排的水果。
就连陈丹青先生，最近也摆起了水果摊。他用《笑谈大先生》、《赳赳民国》等文章，给民国时代的人们安排了一张张坦然率真的脸，这些脸满载“民国范儿”，拥有一副好看的“样子”，例证则是照片上的鲁迅胡适甚至苏州河棚户区不卑不亢的女人。但我们却能通过照片，看到另外一些民国的脸，围观行刑者木然的脸，花园口决堤后灾民憔悴的脸。所以网友“朱衣点头”认为，照片是一种压缩，经过了时间淘洗、人为选择、有意遮蔽，并非事实的整体，那些拥有好看样子的民国人，只是人群中的极少部分，而那些让他们看起来美丽、凝重、深沉的照片，其实也只代表他们生活中的一刹。他们的所谓风范、风神，其实也是摆在第一排的水果。
而所有这些摆水果摊的人，之所以勤勤恳恳地挑选出好水果，并精心地摆设给我们看，根本的动力，来自我们。我们需要这种美化，完成我们的意淫，我们需要这些美化，帮我们印证一种社会理想、生活理想。对“水果摊”的美化，其实是摆水果摊的人和我们合力进行的。所以，雷蒙·钱德勒的《漫长的告别》中，那个畅销书作家明知道他写的历史小说里的“雅意和闲情，决斗和壮烈死亡”全是谎话，其实他们“搽香水是代替肥皂，牙齿从来不刷”，但他知道若他真这样写，他就将“住在康普顿一幢五个房间的住宅里—这还要靠运气”，而不是住在现在的湖边大屋里。
因为，我们更愿意看到第一排水果，那是我们的奔头。而我们，也常常在遮蔽和追究中、在伪饰和揭露中摆荡。
所以，不要迷恋传说，不要为任何神话心荡神驰，不论那是与一个人、一件事，或者一个时代有关的传说，更不要试图在其中寻找真意，寻找企及之道，那些传说、神话，都是被制造出来的，而造就传说的方法，也非常简单：把所有好看的水果，摆在第一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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