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尺之内是禁地
我有时猜测，在我弟弟的记忆里，我妈一定更偏疼我一点儿，但是，从童年到少年，甚至直到青年时代，我都在羡慕别人的母亲。近的是我的同学郁葱葱她妈，那么温柔，郁葱葱经常跟我描述她是怎样恃宠而骄的；远的则有那些著名作家笔下的妈妈。我甚至得出个结论，要想成为一名女作家，必须要有个温柔的母亲（当然，现在我不这么认为了）。所以，我沮丧地想，我这辈子是当不成作家了，我妈，太凶了。我记忆中总有一个片段。我让我妈下班给我带粉笔，她没有带回来，我扑在我妈怀里，扯着她的衣服胡闹，我妈笑着说：“哎呀，妈妈快要死了！”我们嬉笑着闹成一团。那时我多大？两岁？三岁？不记得了，我只知道，这是我记忆里唯一一个和我妈嬉闹的片段，其他时候，我妈就像一只惹不起的老虎。
有一回，我妈给我听写，我写错了一个字，被我妈骂了几句，骂完了，她消了气，拿糖给我吃。我情商没那么高，无功受禄更添了些无措，一时间竟恼羞成怒起来，我“啪”的一声把糖扔在桌子上。“太不识好歹了！”我妈勃然大怒，把我抓过来暴揍了一顿。
我经常会因为小错误挨打。比如中午踮起脚，走进房间，极轻极轻地去拉五斗橱上的抽屉，可是——从那时起我开始知道生活不是我可以控制的——抽屉还是发出了一声令我魂飞魄散的闷响，这响声惊醒了正在睡觉的我妈，不消说，抓着我又是一顿打。
凭良心说，我挨的打，最多也就是落在屁股上，跟我弟弟还是没法比的。也许我妈觉得小男孩更扛打，生起气来那是连拧带掐，且专拣大腿上最嫩的地方，一通教训下来，弟弟大腿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令人触目惊心。
那年春节，我弟弟偷拿了他被我妈“暂时保管”的压岁钱。整个春节我们姐弟俩吃香的喝辣的，大手大脚地买花炮，在小城的大街小巷里晃荡。元宵节过了，问题来了，我妈后知后觉地发现钱失窃了，我弟弟是主犯，我算是知情不报，双双受罚。我弟弟挨打时，那叫一个鬼哭狼嚎啊，闻者悚然。轮到我了，惩罚轻得多，我妈法外施恩是其一，当时我姥姥在我家，大大地给我说了情是其二。事后，我姥姥悄声对我说：“要不是我，你看你得挨多狠的打！”
对于我和弟弟来说，最幸福的时光，就是爸妈吵架之时。我妈搬回城西南的纺织厂宿舍，跟我姥姥住着。我和弟弟坐着纺织厂的班车两边跑：平时跟着我爸，一到周末就去我妈那儿。
那段日子他们变成了一对好脾气的爹娘，给我们买好吃的，尽力争取我们。我妈总是说：“要不是为了你们，我早就跟你爸离婚了。”我对单亲家庭的可怕缺乏想象，但对于我爸我妈再也不可能联手整治我们的生活充满向往。每次听我妈这样说，我总是全无心肝地想：“离啊，离啊，你干吗不离呢？”
他们最后当然没有离婚，非但如此，在某次我爸找我妈深谈了一番，他们共同梳理了多年感情，认清两人的共同目标之后，再也没有大吵过。
从此只有我妈上中班时，我们会感到些许轻松。纺织厂实行三班倒，早班是从早到晚，中班是下午去、半夜回，晚班是半夜去、第二天中午回。我们最不喜欢我妈上夜班，这意味着她整个下午和晚上都在家，早班说起来白天不怎么在家，但是对于已经上小学的我和弟弟来说，漫长的夜晚才是一天里的黄金时间，我们可不愿意让这段黄金时间处于我妈的虎视眈眈之下，所以中班最好。后来我妈因病改换了工作岗位，上正常班了，我和弟弟连这点空子也钻不成了。
说起来，我和弟弟似乎十分冷血。对于我来说，我妈周围的三尺之内都是禁地，偶尔靠近，便有杀气袭来，芒刺在背，分外局促。
有一次，我妈生病了，在房间里呕吐。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走进房间会不会讨一顿骂？病中的她余威不倒，连那呕吐声，都带着强大的气场，似乎一秒钟就可以转变为咆哮。
我在房间外面踟蹰，听我妈伏在床上呕吐，实在听不下去了，才走进房间，把盛呕吐物的那个盆倒掉。端着盆出去时，我妈在我身后冷笑道：“你都不敢进来了，我将来老了还能指望你？”我没吭声，端着盆出了门。现在想来，我妈那一刻的心应该很冷，以为我是怕侍候她，却不知，弱小如我，不过是心有余悸而已。
偶尔的温柔，出现在我18岁之后。那一回，我妈患了梅尼埃病，在医院里住着，我拎了饭盒去看她，她什么都吃不下。旁边那张床上的病人家属带来了韭菜鸡蛋馅饼，大大的一块，韭菜油绿，鸡蛋金黄，面皮上煎出褐色的小斑点，香喷喷的，整个病房都闻得到。
我妈看了他们一眼，我明显地感觉到我妈对那个馅饼有兴趣。我有了一点说不出话来的感觉。之前，我妈从来没有表示过她想吃什么，她永远在吃剩饭，或是在我吃过的残羹冷炙里“敲骨吸髓”地剔出最后一点精华，以免浪费。她特别看不起馋嘴的女人，她的饮食态度近乎“存天理灭人欲”。
我妈望向馅饼的目光，第一次把她变成了一个小女孩，陌生的小女孩。我跟她说：“我去帮你买一个吧？”她点点头。馅饼买回来，我妈没有立即吃，她似乎也有了点感触，看着我身上的衣服，用前所未有的温和声音说：“等我好了，给你做件红大衣，长的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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