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ngzhuan365 发表于 2019-7-10 17:03:42

父亲送我上大学

  一个父亲的人格的最后一抹光彩,在一个儿子心中变坏了,就如同一个泥偶毁于一捧脏水。而这捧脏水是由儿子泼在父亲身上的,这是多么令人悔恨、令人伤心的事啊!

  小时候,父亲在我心目中是严厉的一家之主,是靠出卖体力供我吃穿的恩人,是令我惧怕的人。父亲难得表情开朗。那时妹妹还未降生,爷爷老得无法行动了,整天躺在炕上咳嗽不止,但还是很能吃。全家七口人高效率的消化系统,仅靠吮咂一个三级抹灰工的汗水,用母亲的话说,全家天天都在“吃”父亲。

  父亲是个刚强的山东汉子,从不抱怨生活,也不唉声叹气。他的生活原则是,万事不求人。我常常祈祷,希望他也抱怨点什么。我听一位会算命的老太太说过:“人人胸中一口气。”按照我的想法,如果父亲唉声叹气,则会少发脾气了。

  父亲就是不肯唉声叹气。

  我十岁那年,父亲随东北建筑工程公司支援大西北去了。父亲离家不久,爷爷死了。爷爷死后不久,妹妹出生了。妹妹出生不久,母亲病了。医生说,母亲生病,妹妹不能吃母亲的奶。哥哥已上中学,每天给母亲熬药。我每天给妹妹打牛奶,在母亲的言传下,用奶瓶喂妹妹。

  父亲三年没探家,打算积攒一笔钱。父親虽然身在异地,但企图用他那条“万事不求人”的生活原则遥控家庭。他始终信守自己规定的三年探一次家的铁律,直至退休。

  父亲第三次探家,正是哥哥考大学那年。父亲对哥哥想考大学这一欲望,以说一不二的威严加以反对。

  “我供不起你上大学!”父亲的话,令母亲和哥哥感到没有丝毫商量余地。

  好心的邻居给哥哥找了一个挣小钱的临时活计———在菜市场卖菜。卖十斤菜可挣五分钱。父亲逼着哥哥去挣小钱,哥哥每天偷偷揣上一册课本,早出晚归,回家后交给父亲五角钱。那五角钱是母亲每天偷偷塞给哥哥的。哥哥实则是到公园里或松花江边去温习功课了。骗局终于败露,父亲对这种“阴谋诡计”大发雷霆,用水杯砸碎了镜子。

  父亲气得当天就决定回大西北,我和哥哥将父亲送到火车站。列车开动前,父亲从车窗口探出身,对哥哥说:“老大,听爸的话,别考大学!咱们全家七口,只有我一人挣钱,我已经五十出头,身板一天不如一天了,你应该为我分担一点家庭担子啊!”父亲的语调中,流露出无限的苦衷和哀哀的恳求。

  列车开动时,父亲流泪了。一滴泪水挂在父亲胡茬又黑又硬的腮上。我心里非常难过,却说不清究竟是为父亲,还是为哥哥。我知道,哥哥已背着父亲参加了高考。母亲又一次欺骗了父亲,哥哥又一次欺骗了父亲。我这个“知情不举”者也欺骗了父亲。我因无罪的欺骗内疚极了。我,很大程度上是在为自己难过……

  几天后,哥哥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母亲欣慰地笑了,哥哥却哭了。

  我无法长久隐瞒哥哥已上了大学这件事,不得不在信中告诉父亲实情。

  哥哥在第一个假期被学校送回来了,再也没能返校。他进了精神病院,一个精神世界的自由王国,一个心理弱者的终生归宿,一个明确的句号。

  我从哥哥的日记本中,翻出了父亲写给他的一封信,一封错字和白字占半数以上的信,一封并不彻底的扫盲文化程度的信:

  老大!你太自私了!你心中根本没有父母!根本没有弟弟妹妹!你只想到你自己!你一心奔你个人的前程吧!就算我白养大你!就算我没你这个儿子!有朝一日你当了工程师!我也再不会认你这个儿子!

  每句话后面都是惊叹号,所有这些惊叹号,似乎也无法表达父亲对哥哥的愤怒。

  父亲第四次探家前,我到北大荒去了。

  在我下乡的第七年,连队第二次推荐我上大学。第一次放弃上大学的机会时,我并不怎么后悔。哥哥上大学所落到的结果,在我心理上造成了深刻的不良影响。然而第二次被推荐时,我却极想上大学。那年,我25岁。

  录取通知书没交给我之前,我能否迈入大学校门还是一个问号。连干部同不同意至关重要。我曾当众顶撞过连长和指导员,我知道他们对我耿耿于怀。我因此而顾虑重重。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请求他汇给我200元钱。我相信我暗示得很清楚,父亲是会明白我需要钱干什么的。信一投进邮筒,我便追悔莫及。我猜测,父亲要么干脆不给我回音,要么会写封信来狠狠骂我一通。按照父亲做人的原则,即使儿子有当皇上的可能,他也是绝不能容忍他的儿子用钱去贿赂人心的。

  没想到父亲很快就汇来了钱。汇单的附言条上,歪歪扭扭地写着几个错别字:“不勾(够),久(就)来电。”当天,我取回了钱。晚上,下着小雨。我将200元钱分装在两个衣兜里,一边100元。双手都插在衣兜,紧紧捏着两沓钱,先来到指导员家,在门外徘徊许久没进去。后来到连长家,鼓了几次勇气,猛然推门进去了。我支支吾吾地对连长说了几句不着边际的话,立刻告辞,双手始终没从衣兜里掏出来,两沓钱都被捂湿了。

  我缓缓地在雨中走着。一个充满同情的声音在我耳边说:“老梁师傅真不容易呀,一个人要养活你们这么一大家子!他节俭得很呢,一块臭豆腐吃三顿,连盘炒菜都舍不得买……”

  这是父亲的一位工友到我家对母亲说过的话,那时我还幼小,长大后忘了许多事,但这些话却忘不掉。我觉得衣兜里的两沓钱沉甸甸的,沉得像两大块铅。我觉得我的心灵那么肮脏,我的人格那么卑下,我的动机那么可耻。我恨不得将这颗肮脏的心从胸腔内呕吐出来,践踏个稀巴烂,践踏到泥土中。

  我走出连队很远,躲进两堆木头之间的空隙,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场。我哭自己,也哭父亲。父亲他为什么不写封信骂我一通啊?一个父亲的人格的最后一抹光彩,在一个儿子心中变坏了,就如同一个泥偶毁于一捧脏水。而这捧脏水是由儿子泼在父亲身上的,这是多么令人悔恨、令人伤心的事啊!

  第二天抬大木时,我坚持由三杠换到了二杠———负荷最沉重的位置。当两吨多重的巨大圆木在八个人的号子声中被抬离地面,当抬杠深深压进我肩头的肌肉,我心中暗暗呼喊的却是另一种号子:爸爸,我不,不!

  那一年我还是上了大学。连长和指导员并未从中作梗,还把我送到了长途汽车站。告别时,我情不自禁地对他们说了一句:“真对不起……”他们默默对望了一眼,不知我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那个漆黑的、下着小雨的夜晚将永远永远保留在我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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