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眼旁观
纪录片导演萧寒说，自己一直在做“热眼旁观”之人。有一年，萧寒从朋友老雷嘴里听到一个故事，拉萨有一个专门培养登山向导的学校，招的大部分学生，都是珠峰脚下两个县十几岁的藏族小伙和姑娘，他们需要完成4年训练，才能成为专业的登山向导。有个小伙，他的父亲阿古桑吉是寺里的喇嘛。有一次，小伙托老雷带几本经书给父亲。老雷一见到阿古桑吉就听他说：“登山是一种很危险的行为。”萧寒听了很感慨，虽然阿古桑吉在信仰里不赞同商业登山行为，但他的儿子却靠着这生计养家糊口，这是多么复杂而又深刻的矛盾！
萧寒很想了解登山对于年轻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了解商业化的冲击对于当地社区、普通家庭来说有什么影响。于是，就有了他的第一部纪录片作品《喜马拉雅天梯》。纪录片里有一个镜头萧寒很喜欢，那就是阿古桑吉用望远镜去寻找登顶人群里的儿子。萧寒说，当血浓于水的亲情与内心信仰、商业登山发生碰撞时，会擦出美妙的火花。
又一次，因为特别的机缘，萧寒有机会去拍摄故宫西三所小院里的一群文物修复师。不过，他拍摄的内容并非展现修复文物，而是一群匠人是怎样度过他们的日子。其中，木器修复组的史连仓师傅给萧寒的触动很大。
史连仓的父亲是河北有名的木匠。故宫成立修复厂后，就把史老师傅招去做木器修復。那时，史连仓3岁，他和父亲就住在故宫给他们搭建的一间平房里。小时候，史连仓常在小院里串门，去看大爷和叔叔们在修什么。后来，他顶替退休的父亲，加入故宫木器修复组。萧寒在拍摄纪录片时，史连仓已经58岁，正面临退休。他说：“平时都盼着退休，想着拍拍屁股就走人，可真要到退休的那一刻……”他停顿了一下，把头转过去，再转过来，眼里含着泪花，说：“如果故宫需要，我一定还会义无反顾地回来。”3年后，萧寒听说史连仓已经退休返聘1年了。他在内心里感叹：“修复木器这门手艺，已经像肉一样长在史连仓的骨头上。让他退休，无异于将他的肉硬生生地从骨头里撕出，那会令他无比难受。”
另外，让萧寒感到印象深刻的，是陶瓷修复组的王老师。修复瓷器是一个很需要耐心的活儿，王老师说话也是慢悠悠的。不过在采访的时候，王老师跟萧寒分享了他的梦想：“我想飞上天，所以希望尝试一次滑翔伞，那感觉一定很棒！”萧寒觉得很震惊。但他转念一想，觉得王老师有这个想法并不疯狂。他说：“其实很多人都跟王老师一样，外表平静，但内心摇滚。”
在拍摄故宫匠人的生活时，萧寒在不断思考一个问题：故宫里的修复师和手艺人，背后有着国家这个最大的保护机构，那普通的民间艺人呢？他们的手艺怎么传承，他们的人生又是如何的？有了这个念头之后，萧寒开始筹拍纪录片电影《一百年很长吗》。他带领团队调研半年多时间，采访了100多个民间艺人，再筛选出十几人，后跟踪拍摄1年多，最终选择2个人，将黄忠坚和阿合特的故事剪辑成了电影。
在拍摄过程中萧寒看到，黄忠坚和阿合特正面临人生当中巨大的选择和冲击。黄忠坚十几岁就从农村跑到佛山打工，梦想是回村里后盖一个武馆，建一个狮队，因为小时候他只能到隔壁村去看舞狮，而隔壁村的小孩总用鄙夷的眼光看他。在打工的时候，黄忠坚对梦想念念不忘，就开始学习舞狮。师傅说舞狮最好有武术功底，那样马步扎得稳，动作也灵活。于是，黄忠坚开始练习蔡李佛拳。
黄忠坚并不是好的练武胚子，他特别搞笑、有些狡猾，生活里还有些小气。纪录片拍摄后没多久，黄忠坚的女友怀孕了。萧寒陪着他去见准岳父岳母，没想到两人一起被赶了出来。原来，女友家里条件好，她的父母看不上黄忠坚，觉得他太穷了。好在黄忠坚没有放弃，女友也非常坚持。最终，他慢慢说服了准岳父母。黄忠坚想着，自己的生活应该一片大好了吧。没想到，女友去例行产检时，被查出肚子里的孩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在旁跟拍的萧寒听到这消息心里难受，叹气说：“生活的剧本往往比编剧的故事更有戏剧性，扎得人心疼。”随后，他用了1年多时间记录下黄忠坚度过的艰难时刻。
萧寒拍摄的另一个人物阿合特，是新疆阿勒泰地区哈萨克族一个做马鞍子的老爷子。阿合特为给儿子结婚欠下大量债务，一直没有还完。但他随后面临另一个更大的挑战：侄子得了尿毒症，而唯一配型成功的是自己的儿子，儿子需要捐肾给侄子。面对这样的选择，阿合特的老伴和儿媳妇都因为心疼阿合特表示反对。债台高筑和亲人患病，却没有让阿合特失去对生活的希望，他依旧能说出“是人就会有悲伤，唱首歌吧”这样的话，依旧相信：“渡过这一关，我们就可以好好生活了。”
有人曾问萧寒：“你在拍摄时会多少程度介入被拍摄对象的生活里？”萧寒答：“我们始终保持着观察的距离，但不会冷眼旁观，而是热眼旁观，我们的情感跟着拍摄对象起起伏伏。我一直觉得能做个热眼旁观的人很幸运。在不同人的故事里，在不同人的生命选择里，我觉得自己的人生宽广了许多。每一个人只有一辈子，可因为热眼旁观别人的人生，我感觉我多活了好几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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