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为我推开一扇门的人走掉了
陶瓷兔子，文艺与理性兼备，傲娇和有趣共存，解局情绪化，专治玻璃心，开设了微信公众号“天天成长研习社”，已出版《决定你上限的不是能力，而是格局》《所有的成长，都是因为站对了位置》《成熟》等著作。初二那年，因为父母工作调动，我离开生活了13年的南方小城，转学到西安。
变化来得太突然，只有一所普通中学愿意接收我。我的班主任是个30多岁的矮个儿女人，她从近视镜上方的空隙中瞅我：“你就是那个从黄冈中学转过来的女娃？”
得到我肯定的答复之后，她笑了一下，用那种“今天天气不错”的随意语气说：“给你个班长，你来试试吧。”
我妈很开心，觉得老师很照顾我，有个班长的身份，我也能更好地融入新集体。回家的路上，我妈还特意拐进超市，挑最贵的糖买了一大包，叮嘱我一定记得分给大家。我被我妈为安抚我而刻意表现出的乐观所感染，也逐渐将对未知的惶恐抛之脑后，开始兴奋地规划起新的生活。
可我们忘了同一件事——树敌莫过于捧杀。当我给大家发糖的时候，一个女孩将我给她的糖拨到一边，半是挑衅半是轻蔑地用方言说了句什么。我初来乍到，陕西的方言一句也听不懂，只好硬着头皮用普通话回问：“你刚才说什么？”
“连话都听不懂，还当班长呢，丢不丢人？”这次她换了普通话大声说出来，跟她关系好的几个人立刻发出起哄的嘲笑。事后，我同桌悄悄告诉我，那个女孩就是之前的班长，干得好好的，老师却连招呼都没打就换了人，这才拿我出气。
开学第一天，我就已经树敌，而那时我还不知道这只是个开端。
我们的班主任是数学老师，上课的时候总习惯使用方言，我因为听不懂，只好在课上低着头看书做题。两个礼拜之后，她把我叫进办公室责问：“上课为什么不听讲？你是对我有意见？”
我小心翼翼地用最婉转的语言表达了自己听不懂方言的事实，可换回的不过是一句：“我教了这么多年书，别人都听得懂，就你听不懂！别以为自己是好学校转过来的就矫情！”
我沒法儿辩解，只好花更多时间预习、复习，可对一个刚满14岁的小孩来讲，靠自学能理解的内容毕竟有限。我一向引以为傲的数学成绩在期中考试之后开始不受控制地下滑，我学得越来越吃力。
那是一节再普通不过的数学课，班主任在黑板上出题让我和另一个同学上去解答。我至今记得那道题是关于三角形平分线的。那个同学在我身边运笔如飞，我却一点头绪也没有。背后同学们的视线像是个放大镜，而我就是那只被聚焦对准阳光的蚂蚁，只觉灼热，却半分动弹不得。
下一秒，我就被班主任揪着校服拉到了讲台前。她一手拉着我，一手用板擦敲着我的肩膀。
“好学生，这就是黄冈转来的好学生！这么简单的题都不会，你怎么配当班长？”
板擦敲得不重，但每敲一下，都会有五颜六色的粉笔灰扬起来，落在我的头发和校服上。因为我的出现而被剥夺了职位的前班长，在下面附和着班主任大声起哄。我在一片细碎的哂笑声中落下泪来，却只换来变本加厉的嫌弃：“我说错了吗？你还有脸哭！别以为你是名校来的就了不起。反正我讲课你也不听，以后上数学课就给我站到走廊里去。”
我的自尊像是一颗掉在地上的紫葡萄，被她毫不留情地踩出黏腻的汁水。我对学校的厌恶感很快从数学蔓延到其他科目，各科成绩一跌再跌，而我也成为班主任每次班会上都会拿来批评的典型。前班长笼络了一群亲信，整天对我冷嘲热讽，给我起难听的外号，编造各种恶毒的谣言。
被欺负的事我无法跟父母开口，一是怕他们担心，二是怕被反问一句“为什么人家不针对别人，只针对你？”14岁，正是崇拜权威和迷信集体的年纪，觉得老师不会错，也觉得大家不会错。可如果他们都没错，那错的又是谁呢？
我在这里没有朋友，那时又没有手机，跟远在千里之外的好友通信毕竟不便，几乎每天晚上我都是哭着入睡。学校的顶楼都上了锁，我就在放学的时候仔细观察校门口的车流，默默思考着在哪个时机从哪个位置冲进去，就能一了百了。
现在想来有多幼稚，那时候就有多想死。就在我第N次站在路口看着车流的时候，有人在后面喊我，我回头看到体育老师老张。
老张快50岁了，身板像座铁塔，总是不苟言笑，上课从来都是“800米跑——蛙跳——自由活动”的“三板斧”，除了不得不开口的指导，一句话也不多讲。
他叫着我的名字，而我像是有好几百年都没听到过有人叫我的名字了——同学中没人理我，老师们说起我都直接用“黄冈来的”指代。
可我不叫“黄冈来的”啊，我也有名有姓，我的名字很好听，那是父母对我未来的期许。
粗线条的老张大概不明白，他不过是叫了我一声，我为什么就站在马路牙子上哭成了泪人。但他还是什么也没说，看着我一边哭一边跑远了，自己也就回了学校。第二天上数学课，我又像往常那样被罚站在走廊上，老张慢悠悠地踱过来，示意我跟他走。
“李老师会骂我的。”
“你不管，我跟她说。”
数学课常是早上的第一节，操场上还没有班级来上体育课，整个操场空空如也，只能听到风吹树叶的声音，和远处教学楼里依稀的书声琅琅。
“跑跑吧。”老张说。不等我回答，他就在我前面自顾自地跑起来，速度不快，在等我追上去的样子。可当我追上他的时候，他又总是一句话不说。
老张以“培养体育特长生”为借口，帮我逃过了丢人现眼的罚站，而班主任巴不得眼不见为净。于是，每到该上数学课的时候，我都会跟着老张去操场。他很少开口说话，我也不知该说些什么，我们沉默着在操场上绕了一圈又一圈，有时是走，有时是慢跑。
记不清是从什么时候起，老张开始给我带书，一开始是门口报刊亭里《读者》《青年文摘》之类的杂志，然后是《哈利·波特》，再是《飘》和《百年孤独》。
还有什么比书更适合做孤单少女的朋友呢？我带着一知半解的好奇扎进书的海洋，看到哈利被舅舅、舅妈欺负时会跟着哭，看到斯内普是如何深爱着莉莉，也看到布恩迪亚家族是如何在时代洪流中沉沉浮浮、辗转挪腾的。
我不知道那些书我看懂了多少，可它们像一架通往光明的天梯，一点点引领我走出眼下的泥沼。我又开始向往未来，幻想自己是《基度山伯爵》里的唐泰斯，咬牙想着如何报复班主任和那些诋毁我的人。
我的基本功不差，在摆脱了情绪的困扰之后，成绩迎头赶上并不难。连着两次月考，我都考了第一名，联考的时候更是甩了第二名30多分。
校领导安排我在升旗仪式上讲话，我走下来的时候迎上班主任尴尬又虚伪的笑容，她说：“我一开始就说你有出息，毕竟是黄冈来的，还是不一样。”
那是我曾经无比渴望的肯定与赞扬，可现在我一点也不在乎。我在学校不跟任何人说话，却一点也不觉得害怕与难过。
秋微有句话说得多好啊：“孤僻和孤独是不一样的，孤独是没人能理解你，孤僻却是因为有更厉害的人能理解自己。有些人生活在孤僻里，却一点也不孤独。”
再后来，我成了我们学校那年唯一考上省重点高中的学生。我拿着通知书去找老张报喜，但他不在。我这才意识到我没有他的任何联系方式，电话号码、地址、QQ号，什么都没有。
我上的高中离原来的学校很远，又是寄宿制，平时根本没机会出来，周末又肯定会错过。我等了整整半学期才等到一个出学校的机会，我匆匆跑回来找老张，却发现器材室已经换了人。
新来的老师告诉我，老张离开这里去上海陪女儿了，本来前一年就说要走的，都已经给学校递交了申请，却不知为什么改变了主意。
我再也没见过老张，再也没有。无论我怎样在同学聚会上抓着每个人打听，无论我在当年大火的校内网上发起了多少次寻人启事，他就像一滴水珠融進大海，万人如海一身藏。
因而我也从没有机会对他郑重地说声“谢谢”，或者跟他确认当年留下是否因为我。我甚至开始一点点地忘记他的长相和神情，记忆中唯一鲜明的，是我们一前一后在操场上默不作声地绕圈，是他面无表情地把一本本书塞给我。
那是我对老张所有的记忆，也是我对中学时代最好的记忆。那个为我推开一扇门的人，已经转身走掉了，而我将会沿着他打开的那条路，永远步履不停地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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