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与智
个人看法,儒家是“以情动人”,道家是“以理服人”。大家知道,道家是反智的,“虚其心,实其腹”是道家的理想,但道家思考问题的方式,却是智性的,道家很少动感情。儒家思考问题的方式,却处处看到“情”的印记。譬如当弟子问孔子,三年之丧,是否太长了,孔子就比较生气。他说:“当初我们出生,三年才免于父母的怀抱,你怎么不说父母把我们抱在怀中的时间太长了?”可以想见,孔子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很动感情的。正因为孔子看到父母养育孩子的不易,才提出“慎终追远”的观念,从而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家族观念。
个人观感,儒家思想,较少逻辑推理,多以情感发动。孟子讨论“恻隐之心”,就纯从情感入手。他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孟子不可能采用科学的逻辑上的归纳法,一一亲自去调查每个人对孺子将入于井的情感反应,从而得出结论,但他又十分肯定地使用一个“皆”字,孟子的底气哪里来?只能来自他的情感。他认为自己有恻隐之心,所以推己及人,认为大家都有恻隐之心。这在逻辑上自然站不住脚,但就情感的角度而言,却有它的适用范围。如果我对小孩子即将掉入井中有一种担惊受怕的感觉,那就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除非你不是正常的人,形同禽兽。孟子的很多立论,在逻辑上都是想当然,但是就情感而言,却有他的道理。因为他相信人的本性都是善的,既然如此,一个问题出来,我是这样反应的,大家就都应该这样反应了。这自然与智性思维不沾边,但从情感的角度言,确实有他的力量。儒家就是要唤起人性中的善念,他通过这样一种强迫思维的方式,逼着你就范。你不就范,那就有可能落个禽兽的下场,谁还敢不依照孟子的思维去行事呢?
很多抽象的哲学讨论,也就在情感的范畴内被运用得游刃有余,譬如“经”与“权”的关系。孟子说,“男女授受不亲”是“经”,“嫂溺,援之以手”,则是“权”。从情感上说,自己的亲嫂嫂掉入水中,你还要恪守“男女授受不亲”的训条,不伸出援手,那就是一个残忍的人,不通人情。正因为孟子从人的情感角度出发,所以他的思想具有了一种可贵的弹性。这种弹性后来被程朱理学阉割掉了,以致出现“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样灭绝人性的命题,这大约是孔孟很不愿意看到的。而孔孟的思想中,正因为有这样一种弹性,所以才使儒家具有非常美好的人情味。儒家创设的那个其乐融融的“礼乐社会”,就是由这种重情重义的思想决定的。儒家强调爱人,也是从情感出发,有一个涟漪状由内向外扩展的过程。儒家的爱是有亲疏远近之分的,核心是血缘关系。这与墨子“兼爱”思想有本质不同。
儒家重情重義,自然给人精神上的慰藉。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过分强调情感的作用,就可能走向反面。《论语》中,当叶公对孔子说,我家乡有一个坦率的人,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便去告发他。孔子却说,我听到的坦率与你说的不同。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坦率就在这里面了。很多人读了这段话,都很不解。孔子不是强调“过则勿惮改”吗?他怎么能允许父子之间互相包庇呢?我们若从情感的角度分析,这问题就好解释了。父子关系是血亲关系,这是孔子所谓“五伦”中仅次于“君臣”的一伦,如此亲密的关系,自然就不会将各自的过错暴露给他人,而只能自己悄悄消化。这就是所谓“家丑不可外扬”。
因為重情,所以就有以情感代替理智的危险。站在现代法治文明的角度看,“子为父隐,父为子隐”,肯定是错误的。因为这种“隐”,带有极大风险。一旦“隐”成了习惯,就可能如老子所言:“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自然,我们也应看到,儒家思想,也不是凝固的,也有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从孔孟到荀子,就有一个大的飞跃,那就是重情的色彩淡化,理性的思维抬头。这不仅是因为荀子翻转了“人性本善”的理想主义色彩,比较务实地提出了“人性恶,其善者伪也”的思想,也不仅因为荀子在儒家“礼乐文化”的基础上加上了法治的一环,让儒家的治国理念更加切实可行,最关键的是,荀子思考问题的方式,已经大大摆脱了情感的束缚,而向理智攀爬。荀子运用逻辑推理的能力,明显高于孔孟。譬如荀子在《天论》中,对人们普遍害怕各种奇异的天象提出批评:“夫星之坠,木之鸣,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这段话,体现出一种科学精神,基本不受感情因素的支配,可见荀子是个非常理性的人。他说:“夫大天而思之,孰与物蓄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其中闪烁着的理性的光辉,是值得中国人为之自豪的。
如果儒家是顺着人情思考问题,道家则相反,是逆着人情在考虑问题。道家从智性出发,否定情感的作用,庄子甚至提倡“无情”。自然,因为排除了主观情感,道家的思考,有儒家难以抵达的深度。譬如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就彻底颠覆了人们对上天的崇拜,这种颠覆是革命性的。而庄子提出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思想,则大大拓展了人的生存和思维的空间,将人的精神境界提升到与宇宙混同的高度,这是儒家无论如何也抵达不到的。自然,道家完全排除情感在生活中应有的地位,提倡“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否定人与人正常交往的必要性,则很容易让人走向冷漠。所以荀子批评道家“蔽于天而不知人”,还是有他的道理的。
最后的结论,依然是“儒道兼综”,情与智的发育达到一种平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一个和谐社会所要求于生命个体的那种基本素养:既有世俗的热情和温暖,又有超拔于世俗之上的冷静、幽邃和高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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