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上，垮不掉
我从17岁上大学，立志当个驴友。那时候我一个劲儿往西北跑，唯恐跑得不够远，那个年纪，总觉得自己活得很单薄，没内容，跟个贫乏症患者一样，出远门成了方法之一；那时候的火车是绿皮火车，有快慢车之分，慢车是烧煤的，特别慢，你站在车门上盯着一棵树看，看着看着睡着了，醒来那棵树可能还在视野之内。我还喜欢骑着自己从女生宿舍停车区捡来的24寸小女式自行车到处跑，跑遍了上海周边。江南的春天，多少马路烟雨中，那些细长的直立的农家小楼，基本上竖立在田野之上。想去看海，就去太仓，想看长江，得去宝山。至于松山，有一栋礼拜堂，诸如此类。到了大假期，暑假，我的目标就变得远一些，去西北诸省，去西藏。坐火车，换汽车，跟个土拨鼠一样想尽办法。
那时候的火车车厢内充斥了各种味道——人的体味，被褥的馊味，行李和食物的杂味。去厕所简直是不可完成的任务，即便去了，厕所里也污秽不堪。坐完一段长途，鼻孔和脸上全是煤灰，而且每一站，即便是非常小的小站，也会停很久。夜半，我喜欢下去在那些不知名的小站上溜达溜达，看看那里的风光，在站台的流动小卖摊上买个茶叶蛋或玉米。
要躺在卧铺上几乎是不可能的，主要是为了省钱。所以，我会带块塑料布，夜里实在困得不行，铺在座位底下，钻进去。我们大学有个古怪的老师叫骆玉明，他说自己整本《史记》都是在火车座椅下躺着看完的。我没那么用功，躺在里边主要为了把身体放平，好好睡一觉。火车是最佳催眠椅，那种咣当咣当的声音后来被用作催眠用的声音之一，跟雨声、海浪声和溪流声一起。
又一次，从格尔木坐长途汽车到西宁，我途中上了个厕所，女厕所排长队，我最后一个上，出来后还不紧不慢地去买了包口香糖，然后眼睁睁地看着车开走了。行李都在车上，追车追到气都喘不上来，我只好搭上另外一辆吉普车，去往西宁，深夜才到。家住西宁的大学同学一直等在车站，我们一起去汽车站取了行李，跟他一道回家。他家里有五个姐姐，大家住高低床，我住在上铺，同屋是他的五个姐姐。西宁给我最初的印象就是如此，整个城市像是在一张窄窄的、悬空的床上。
那些年，总是在路上，总是怀着清晰的念头，要去更多没去过的地方。直到有一天，我发现，我已经没有太多要连夜出发的目的地。躺在家里，觉得可以缓一缓再去，每年固定有个时间，去个够。这个过程与转化，是非常微妙的，中间的转折点没有一个具体的点，不是哪一天，我顿悟了。
生活给予我各种教育，但在路上的教育是最丰富的，那些偶然遇到的人，那户收留我的农户，那个一起住在小招待所看《巴顿将军》的小朋友，那些无所事事只是在小镇上闲逛的时间。
有一回，我写道：“我知道，有些路途，它活在心里边，即便经历时间，泥泞不堪，但一直在，而且在得更长久，更无可辩驳。”是啊，那些奔波动荡的时光，让我面对任何定居期的更深层次的动荡，有了一个好的内心的坚韧配置，至少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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