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老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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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老何从泡馍铺子赶到牛棚的时候，老老何已经被运走了。据围观的人说，他用镰刀切断了自己的动脉，刚切脉时血流如注，在场的人用布缠住他的胳膊也无济于事，只能眼睁睁看着他慢慢死去。老何只看到泥地上一片惨淡的暗红。

　　那年老何17岁。

　　后来我想，爷爷的死在老何心中留下了一个黑洞，一个可以吞噬掉所有强烈情感和欲望的黑洞。从我记事起，老何就是沉默和不苟言笑的，仿佛多说一句都是错的。

　　一

　　1979年的一天，正攀在电线杆上修电缆的老何听到工友喊：“你老婆要生啦！”老何连滚带爬地从电线杆上下来，蹬上自行车就往医院奔。

　　“难产，家属签字。”老何在漫长的煎熬中迎来了最令他恐惧的几个字。

　　老何当时就瘫了，他哆嗦着灰白的嘴唇说：“快抽我的血，抽我的血救他们。需要多少就抽多少。”

　　老何总会把救人和输血联系在一起，仿佛只要身躯中有血液流动，人就不会死。

　　奶奶后来说，她知道老何恐惧的是什么。他们在那一刻都想到了我的爷爷，想到了他血流如注却无法挽救的生命，和之后数月都擦不掉的一地暗红。

　　那一刻，我和母亲的生或死，于老何来说，便是拯救或毁灭。他情愿用自己的一地暗红，换一个明净的新生命。

　　二

　　在我的童年记忆中，老何的形象是无趣的，但也是充满安全感的。

　　曾经有一次，我和老何去集市。走到半途，我停下休息，老何去买水喝。突然，一只大黑狗向我走来。

　　那只狗瞪着幽绿的眼睛看着我，我很确定地知道，它想吃了我。终于，它咆哮着向我扑过来。我张着双臂撒腿就跑，真希望自己能飞起来。

　　就在那一刻，我猛然看见一个瘦长的身影。只见那黑色的人影在光晕的包裹中波动着，稳健而沉着。

　　老何奋不顾身地冲了上来，发出一声咆哮：“滚！”仿佛被施了魔法，那只黑狗顿时萎靡下来，悻悻地离开了。

　　我几乎是蹭着来到老何身前，泪水在眼眶中不住打转。

　　从那以后，只要再出门，我都紧紧抓着老何那洗得有些发黄的汗衫衣角，寸步不离。

　　三

　　我认识的老何一直是谨小慎微的。他试图将他对世界的理解画成一个圆，只要我在这个圆圈里，他便心中安稳。

　　我上中学时，学校组织夏令营去北京，他说“不许去”；我高中毕业和同学商量骑自行车进藏，他说“坚决不许去”；我大三准备申请去美国读研究生，他说“美国哪那么容易去”。

　　他越是试图将我留下，我就越渴望出走。

　　2003年大学毕业后，我怀着满腔热血去了美国。

　　我记得到美国没两日，有天傍晚，我从超市采购了一大堆生活必需品拎回住所。关上门，家徒四壁，一时间一种孤独感深深地笼罩着我。

　　我机械地打开电脑，突然看到MSN上闪烁着好友申请，名字是“老何”。

　　我赶紧通过，良久，那边敲来几个字：“我是你爸。”

　　我心头一热，赶紧回复他：“爸，你会用MSN了！”

　　过了一会儿，他终于有了反应，发来一个咧开嘴大笑的表情。

　　那是老何在现实生活中不会有的表情。我面对那个笑脸表情愣了许久，回过神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竟然已泪流满面。

　　我在美国读书的那几年，每当我在电脑前工作，老何都会以这样的方式陪伴我。

　　老何偶尔也发文字，都是字斟句酌的金玉良言。我生日那天打开MSN，上面留着一段措辞颇为隆重和老套的文字：“以生吾儿，值你生辰佳时，祝你在他乡胜友如云，发奋图强，严于克己，再创佳绩。”落款是“老何”。

　　他打字很慢，也不愿视频。我们就像“见光死”的网友，在屏幕上心有灵犀，面对面却无话可说。

　　四

　　我回西安从来不带驾照。尽管我早已车技娴熟，但我知道，驾驶员的位置对老何意义重大：第一，他有不可替代的职能，他是被需要的；第二，他能够有机会和我坐在密闭的空间内，进行一年到头难得且珍贵的家常对话。

　　每次我回去，他总是花很多时间在厨房准备菜肴，真的到了欢聚一堂的用餐时间，他却十几分钟就结束用餐，然后起身回自己的房间。

　　其实他面对老朋友也可以谈笑风生，但在我这里，多一点的亲近和陪伴就会让他感到不自在，仿佛我不是他的儿子，而是一个气场不合的老对手。

　　我试着去尊重他内心深处的那份尊严和矜持。

　　于是，我们就静静地待在各自的房间里，听着屋外时而传来的对方的脚步声，完成难得的团聚仪式。

　　五

　　在老何做梦也无法到达的时间轴里，我摸爬滚打。

　　老何不知道，我曾经在纽约哈林区为了夺回被抢的钱包被人打到爬不起来；老何不知道，我没通过第一次考试差点儿被取消博士生资格；老何不知道，两个教授的争斗导致我的论文不能如期发表，我也因此和美国国家实验室失之交臂；老何不知道，当我最终拿到乔治城大学副教授的任职通知时，我哭得像个孩子。

　　我还记得在美国的第一个感恩节，班上的美国同学喬邀请我去家里共度。

　　那顿感恩节晚餐我们吃了3个小时。席间，乔的父亲一直在和我们讨论音乐、政治、理想。聊到动情处，乔的父亲将乔的头揽过去，在他额头上狠狠地亲了一口，说：“我爱你。”

　　那一刻，我想起了我的老何。他也会和我一起谈论音乐和政治，甚至理想，但他永远不会吻我的额头，对我说“我爱你”。

　　我想，在他和我平行线一般的世界里，他也在经历着不为我所知的困扰吧。

　　偶尔从母亲那里听到只言片语：听说老何最近查出胆结石，要去做手术；听说老何的一个熟人向老何借了一笔钱，然后再无声息；听说老何有高血压，他坚持将进口药改为国产药，但副作用导致他时常睡不好觉。

　　我和老何在大洋的两端，专注于各自的战斗。

　　晚上，我给老何拨了一个电话。我原本想说，今天是感恩节，我很感谢你带给我的一切，我很爱你，最终我说出口的却只有“今天是感恩节”。

　　“好，我正忙着结账。”老何说，“对了，有个理财到期了，10万元人民币，我已经换成美元汇给你了。”

　　挂了电话，我望着窗外的明月，突然觉得喉中哽咽。

　　我知道乔的父亲在他18岁以后就不再给他经济供给，他现在全靠打工和奖学金维持生计。

　　这就是中国父亲和美国父亲的差别吧。

　　六

　　如果没有女儿的出生，也许老何一生都不会来美国。

　　在我的再三邀请和母亲的再三劝说下，老何终于和母亲一道踏上赴美探亲的路。

　　我从机场接到他们，一路上他们看着风景，母亲一直在感慨：“天真蓝，小房子真漂亮。”而老何则一直半眯着双眼，皱着眉头，偶尔往窗外瞟一眼，嘟囔说：“这荒凉的，好像咱华县。”

　　我安排老何住在我的隔壁房间。一次，我路过客卫，看到他正在洗漱。

　　“爸，我送你个电动刮胡刀吧，好用。”我说。

　　“电动刮胡刀哪有刀片用起来得心应手。”老何对着镜子用刀片仔细刮过下巴。

　　我不再争论，靠在门框上眯着眼睛看老何每一个细微的动作。正出神，女儿步履蹒跚地跑过来，抱着老何的腿嚷着要看他手中的刮胡刀。老何迅速卸下刀片，把刀架放在女儿手中，然后满脸肥皂泡地挤起眼睛说：“你拿走了爷爷的刮胡刀，爷爷会变成大胡子怪兽！”然后伸手去抓女儿，女儿开心地嘎嘎直笑。

　　老何只有和我女儿在一起的时候是温暖可依的，当他面对我的时候，还是一如既往地板着脸，吃完饭还是會提前离席回到自己的房间。

　　不能开车，谁也不认识，出门变文盲，国外的蓝天白云并不能安抚老何的焦躁。一个月过去，老何的焦躁渐渐变成了沮丧。老何越来越多地待在房间里，有时我根本不知道他在家还是不在，醒着还是睡了。渐渐地，人也仿佛消瘦了。

　　看着萎靡不振的老何，我突然想起心理学家武志红的“疆界”理论。

　　“疆界”理论的大意是，每个人内心的疆界不同，许多年轻人在任何国家都不会不适，但对许多老年人来说，他们的内心疆界已经萎缩成家门口的一尺见方。

　　我买了机票送他和母亲提前回国。回国后不久母亲来电话告诉我，老何的精神比在美国时好了很多，人也胖了。

　　七

　　2014年，随着我多年的研究逐渐开花结果，我在《经济学人》杂志上发表了几篇反响强烈的论文，又荣获了几个学术奖项，一时间，我突然变得红火起来。我不断接到各种会议邀请，一些国内的论坛也请我去做演讲嘉宾。

　　有一次，我把母亲和老何接到北京，让他们到现场听一场我在财经媒体论坛上的主题演讲。

　　我就中国货币供给和硬着陆问题发表了演讲，我猜想老何是听不懂的，但我内心希望他为我感到骄傲。果然，演讲结束后，我看到老何明显比平时兴奋。他没有直接评价我的演讲，却给了我很多“建议”，例如上场时应当鞠躬，演讲过程中可以加入一些咏叹调般激昂的手势等。

　　我苦笑。也许对老何而言，今天的学术演讲和我儿时的诗朗诵并无本质区别；身为教授的我，依然是那个满身缺点的顽童。我默默点头，待老何的观点发表完毕，我便赶紧将话题切换到他感兴趣的、不痛不痒的领域。

　　我们之间早已筑起一道墙，一道关乎男人那匪夷所思的尊严的墙。我们之间注定不会有言语的煽情和肢体的亲密。

　　八

　　花了23个小时，转机两次，我终于赶到西安。打开手机看到母亲的信息——老何昏迷了7个小时才苏醒，现在还躺在医院。

　　医生最终还是说出了我们最不想听到的那个字：癌。

　　我搂着母亲颤抖的肩膀，想努力理出一个头绪，但脑子里一片空白。

　　和大部分家属一样，我们对老何选择了隐瞒。我对他说我只是回国出差。他看到我并没有掩饰自己的惊喜，开心地拍拍我的肩膀说：“你现在是国际型人才啦，满世界飞。”继而又自责地说，“可惜不巧赶上我碰伤了脑袋，让你还没回家就跑到医院来。”

　　我帮他削苹果，拿起刀子，却削得笨拙。老何笑了，说：“你啥时候削过苹果。”他接过刀子，熟练地把苹果皮削下来，习惯性地递给我。

　　我拿着原本是我想要削给老何吃的苹果，想要咬，却觉得牙齿颤抖得使不上力气。我找了个借口拿着苹果冲进卫生间，泪水狂涌而出。

　　3天后，我返回美国，料理好做了一半的工作，然后请长假回西安照顾老何。

　　除了母亲，还有护工24小时陪在老何身边。

　　老何最初是抗拒护工的，后来在几次疼痛和昏迷中，他逐渐意识到自己的病没那么简单，便默许了护工的存在。他可以让母亲或护工端尿盆和擦身体，却绝不允许我插手，仿佛这样他便能继续保持一个父亲起码的尊严。

　　每次看到我来病房，他会客气地坐起来说：“来啦。”

　　“嗯，来了。”每天都是这样的开场白，继而我会搜肠刮肚地寻找一些话题，比如我女儿的趣事，比如社会热点事件。

　　老何始终保持着若无其事的淡定，即使疼痛袭来，他也是默默忍着，即使忍得面部扭曲也很少发出呻吟。他用一种自我压抑的淡然，捍卫着自己最后的尊严。

　　终于有一天，他插上了呼吸管，不再能够进食，每日依靠鼻饲。失去表达能力的他反而对我更加依赖了，每天只要醒着，他便会用布满血丝的眼睛望着我。那眼神我一直都记得，里面有太多在他可以讲话的时候拒绝流露的情感。

　　之前，死亡对我来说一直是个遥远的概念，在我和死亡之间隔着一道屏障，隔着一个老何。而看着老何即将离去，仿佛那道屏障突然被移走，从此我成了新的老何，成了直接面对死亡的那一个。这种感觉令我不寒而栗。

　　一个深夜，病房里一片死寂，偶尔传来隔壁病人的咳嗽声。我突然做了一个令自己感到惊讶的决定。我起身走到老何的床边，悄悄爬到他的床上，挤在他的身边躺下。

　　我靠在老何的背上，闭上眼睛，仿佛回到了小时候，听着父亲的心跳，感受着父亲的温度。我在他的身边躺了整整一宿。

　　后来每天晚上我都爬到他的床上靠着他睡觉。他总是那么安静，一动不动，似乎从那天起，他的眼中没有了恐惧。

　　他在这场无声的父子和解中完成了最后的心理建设。

　　3天后，老何身边监测器上的图像变成直线。

　　九

　　“我突然意识到，对于使我的生命成为可能的那一个生命，我了解得是多么少。父亲的死带走了一个人平凡的一生，也带走了我们之间交流的最后希望。”后来，读到周国平的这段文字，我失声恸哭。

　　妻子带着女儿从美国赶了过来。女儿像大人一样抚摸着我的头发，包容着我的失控和脆弱。

　　我对自己说，这是我最后一次在女儿面前哭泣。我从此成了一个没有父亲的人，成了家里那个必须坚强的人。

　　我终于理解了老何内心的惶恐，和他执念式的坚持。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童年的自己追随着老何走在去往集市的路上。通往集市的土路总是向左拐，又向左拐。最后终于走到集市，却空空荡荡、一无所有，老何早已离去。落寞间，蓦然转身，却惊见童年的自己，他冲我呼喊着：“爸爸，我终于追上你了。”

　　低头，我穿着发黄的汗衫、布鞋。我不再是我，我终于变成了老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