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给我戴上了差生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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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几年前，我是一个差生。

　　以中考为例，数学、物理、化学加起来我考了119分，若不是文科成绩还凑合，高中生活什么样，我根本无缘体会。

　　我曾研究过，我为什么差，追本溯源到小学五年级时的转学。

　　起初是在新学校不适应，后来我发现新班主任根本不喜欢我。在路上碰见，我向她问好，她用鼻子哼哼，那架势仿佛寄人篱下的继女讨好地喊后母“妈妈”，得到的却是不耐烦。

　　我做错一道题是错，忘写某样作业是错，作文中出现一个新奇的比喻—“雪，是老天爷挠下的头皮屑”更是错。班主任说“教出这样的学生，我觉得丢人”，而后我被罚站；同学们挤眉弄眼笑，我的头愤懑兼郁闷地低着，此后，便有些厌学。

　　其实，即便这样，我的成绩也不算差，只是老师塑造了我差的形象。但这期间酝酿的厌学情绪持续并在一年后爆发，那时，我已是初中生。

　　我的数学课本下永远放着一本与学习无关的书，三毛、琼瑶⋯⋯随后，一张张卷子堆在抽屉，它们大多写着鲜红的30几分、40几分。

　　我总觉得，因为做差生，我对世态炎凉有更早、更深的体会。

　　不止一次，我和老师说话，明明请教问题，她就是不回答，只是把我冷在一边；再问，她就从眼镜片的上方直直地看我，仿佛要把我的羞耻心看得破胸而出。

　　当然，差也有差的好处。

　　比如，差生之间的友谊更铁、更真挚，更像是患难之交。等我升入一所三流高中，并成为一个著名差班的一员时，任课老师已不敢轻易批评班级中的任何人，那样的话，他会被群起而攻之—我理解为，一群自卑而愤怒的年轻人集体发飙，捍卫自尊。

　　又比如，会更珍惜来自长者的表扬、鼓励。多年后，我躺在大学寝室翻看杨绛的《干校六记》，她写最艰难、最敏感的岁月，有人向她示好，她感动莫名，我也感动了，我想到的是高三时，我的班主任卢老师。

　　那是高二暑假补课，一天，我借某男生的数学作业抄，却又怀疑他做得不对。他讽刺我：“你能看懂吗？”我被激怒，此后的两个月在家里疯狂背数学书，开学时竟超过及格线。但某男生说：“肯定是抄的。”为了证明不是，我继续疯狂地背有数学这门课以来的每本书，直至卢老师发现我的异样。她给我发了一张三好学生的奖状，也是我求学生涯中第一次被评为“三好学生”。

　　点灯熬油的高三一年，以超过本科线1分的结局结束，我上了一所极普通的师范院校。这对我和卢老师来说已是狂喜和极大的胜利。但循环也就此开始，只超过1分意味着，在大学里我还是个差生。

　　循环继续，差生感也继续。即便后来读研、工作，我的差生感也从未减退。

　　同学们大多是乖孩子出身；同事们恨不得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是名校毕业；他们言谈中透露的习惯性自信，因优秀而从容的态度总让我既羡又惭；我总觉得游离在所处的环境外，混迹于比我高很多的人群中，要小心点，谨慎点，别被发现“老底”。

　　唉，如果说，差生经历还有什么积极可取之处，我只能说接受失败的能力略强些。事实上，因为差过，所以不怕失败，甚至做一件事时比较顺，我反而会觉得好得不像真的。

　　去年，遭遇了点小挫折，我回老家，不知怎么想起那张三好学生奖状。我问我妈，还在不在。她说，在。我突然就心安了，仿佛年少时的一些东西也还在，仿佛“差”到“不差”，“糟糕”到“不糟糕”之间的距离曾明确估算并最终解决过，眼前的糟糕也不算什么，最终会过去吧？—这是不是差生经历使然，算不算其积极处，我还没想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