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故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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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冬，21岁的单嘉玖走进故宫，从头学起，成为一名书画修复师，这一干就是40年。如今，她已是我国顶级书画修复师，当之无愧的“大国工匠”。20世紀80年代，单士元在审查工程图纸

　　她的父亲单士元（1907—1998）与故宫的缘分，更具传奇色彩，有人将之概括为：“溥仪出宫，单士元进宫。”1924年，清逊帝溥仪出宫，民国政府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17岁的单士元应聘为“善委会”查点物品的书记员，从此，他的一生与这座宫殿紧密相连。从最初的档案整理，到共和国成立后主持故宫全面大修，直至耄耋之年还在为故宫恪尽职守，他被尊称为“看护国宝的国宝”。

　　单士元先生在故宫工作了74载。如今，单嘉玖也已经退休，但是她仍谨记父亲对她的教诲，兢兢业业为故宫修复书画、培养书画修复人才。父女两代人用自己的生命时光守护国宝，续写着故宫的历史。

　　薪火相传两代人的故宫缘

　　走进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的书画修复室，外界的声音似乎都消失了，仿佛有一道天然屏障，将不远处的故宫开放区里日均6万游客带来的喧嚣都屏蔽了。在这里，时间停留在每一个不急不躁的细节上，停留在与文物同频共振的呼吸中。修复师们手上有最精准的老手艺，看似轻盈的动作，却是经过千万次练习后达到的精准与稳健。

　　单嘉玖留着温婉的齐耳短发，身着白大褂，工作中的她专注而内敛，同时透着一种“手艺人”特有的细心、耐心与严谨。墙壁上，是她刚刚耗时4个多月修复完成的清代宫廷画家周本的山水画贴落。在她身旁，几个年轻的修复师正一丝不苟地修复着养心殿的隔扇芯。他们都是她手把手带出来的徒弟，单嘉玖时不时俯身查看，给予指导和建议。尽管已退休两年，但是她依然如往常一样，一件接着一件地修复书画，因为太多的书画在等待她的抢救与修复。

　　在故宫从事书画修复长达40年，至今她耳畔犹会回响起父亲当年的谆谆教诲：“故宫的文物是几千年中华文化的结晶，这些文物永远会被人们珍视、传承下去。你做的这份工作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把文物完整地传下去，你要跟师傅好好学，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是靠经验去完成的事。”

　　父亲语气中透出的对故宫的热爱，至今仍深深印刻在单嘉玖的脑海中。“紫禁城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饱含着父亲的深情厚爱。从17岁进入‘清室善后委员会’，到经历故宫博物院从成立到成长的所有风雨跌宕，父亲在故宫度过了74个春秋，可以说无论在工作上还是感情上，父亲都与故宫博物院融为一体了。”她说。单嘉玖正在修复古代字画

　　在故宫里，单士元先生感受过祖国的风雨沧桑，也见证了共和国成立后走向振兴与富强。

　　单嘉玖记得父亲曾经说过：“我这一生看过五种旗帜在故宫飘扬——大清的龙旗，孙中山辛亥革命的五色旗，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日本的‘膏药’旗，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我只爱共和国的五星红旗！”

　　单嘉玖一直生活在父亲身边，照顾父亲的生活起居。她说，每天父亲都比她更早到故宫。“我父亲一辈子早已养成一种习惯，只要不出差，每天一定要在故宫里走一走、看一看，直到90岁时还天天来故宫转转。”

　　单士元先生曾说，故宫作为原明清皇宫，一砖一瓦都是不可再生的历史遗物，要用历史的眼光来认识与研究。“父亲走遍了故宫的每个角落，每当发现维修中的垃圾，一定要好好检视，只要发现有价值的构件，包括残砖碎瓦、颓梁断木，都会加以保留。即使拆下来的破顶棚他也会认真检查，如果发现夹层中有乾隆高丽纸之类的宫廷旧纸，会让图书馆的同志前去采集，以备修书之用。”

　　单嘉玖始终铭记，父亲在得知她要从事书画修复工作后，对她郑重嘱咐：“修复文物不能玩文物，只要触犯这个底线，就会产生私心。这是咱们家的家规，你一定要做到。”父亲的教诲，单嘉玖始终不敢忘。甘守清贫的她从未涉足过文玩市场，40年来，始终如一地静心修复着每一件国宝文物。她退休后，曾有公司付很高的报酬请她去帮忙，被她谢绝：“是故宫培养了我，我只给故宫干活，给故宫培养徒弟，外面的事一概不参与。”

　　“修复文物不能玩文物”，也是文物专家单士元先生一生恪守的原则。他从不收藏文物，从不以商业目的为别人鉴定文物。他生活朴素节俭，曾笑言自己是“三穷老人”，即穷学生、穷职员、穷教授。他说：“故宫处处是历史，件件是文物。对于鉴定文物，我并不反对其重要作用，但单纯以货币价值定高低，那是古玩商人，而不是文物工作者。”

　　“每当有人问我，父亲对我的影响是什么？我首先想到的不是父亲做了什么，而是他的师辈们对他的影响。故宫博物院是在军阀政权的不断更迭中艰难地诞生和成长起来的。我常听父亲忆起陈垣、庄蕴宽等先生。他说，当时这些先生在故宫工作，一无工资，二无津贴，他们没有私利和私心，有的只是保护祖国文化遗产的觉悟与正直的人生态度。”

　　单嘉玖说：“父亲对师辈始终有一种深深的崇敬，这几乎成为鼓舞他一生的力量。他传承了这种精神，这种精神也影响着我。”

　　父亲始终坚持“修旧如旧”原则

　　“父亲一辈子最看不够的是故宫宏伟的建筑。”单嘉玖说，父亲曾经谈到他开始研究古建筑的原因，那是20世纪30年代，他在北京大学读研时，听陈衡哲教授在西洋史课上讲道：“中国建筑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可惜的是，外国人写的世界建筑史中，从来不提中国建筑艺术，因为他们不懂，也因为我国缺乏专业人员从事研究，因此被人瞧不起。”这番话对他触动很大，在强烈的民族自尊心驱使下，他立志在建筑领域刻苦钻研。

　　共和国成立后，单士元先生以加倍的热情投入所热爱的事业之中。故宫宫殿自鸦片战争以后就日渐衰落，当时，故宫博物院缺少专职的古建筑研究保护人员，也没有专业的古建筑维修队伍，大量的古建筑亟待修整。

　　1954年，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找到建筑学家梁思成，请他推荐一位能够管理故宫古建筑的专家。梁思成说：“用不着我推荐，故宫现在就有一位——单士元。”于是，经郑振铎局长推荐，故宫博物院吴仲超院长委任单士元先生主持古建筑维修保护管理。此后，单先生将自己的余生全部贡献给了故宫古建筑保护事业。

　　“不住人的房子容易坏，面对如此庞大的建筑群，从什么角度入手、确立一个什么样的保护方针尤其重要。”

　　为此，单士元先生确立了“着重保养，重点修缮，全面规划，逐步实施”的十六字方针，并且始终坚持“修旧如旧”的原则。所谓修旧如旧，是指不改变原建筑的法式与结构，这一极具远见卓识的指导方针，至今仍然是维护故宫古建筑的基本原则。

　　1958年下半年，一项繁重而紧迫的大修故宫古建筑的任务布置下来，要求赶在1959年10月前完工，以崭新的面貌迎接共和国成立10周年，全面领导规划这次大修的就是单士元先生。

　　头一项大修任务是，对太和殿及其四庑崇楼等脱落残损的彩画重新彩绘。但是，一个突出问题是，太和殿与太和门外的檐彩画是民国初年准备称帝的袁世凯所为，不但与清代原有彩画极不相称，更不能作为这次重绘的依据。在查看文献资料后，他决定按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重建后的太和殿外檐彩画重绘，做到内外檐彩画一致，恢复康熙时期的原状。他找来原故宫内的老工人，还特别聘用了原京城南城九龙斋画店掌门画工何文奎，及北城鼓楼文翰斋画店老师傅张连卿。在精工巧匠的修复下，不仅除去了残存在太和殿、太和门的袁世凯称帝时粗糙无章的外檐彩画，还重新恢复了康熙三十六年原有的和玺彩画，高质量完成了大修任务。

　　单士元先生注重古建筑人才的培养和挖掘。共和国成立初期，他特意挽留了被称为“故宫十老”的10位已超过退休年龄的杰出工匠，担任工作指导，按月付酬。在他的呼吁下，经文化部批准，将工匠队伍由临时工改为正式合同工，改变了春季招工、冬季歇工时工匠散去的旧制。作为带头人，他还大胆带领青年专业人员开展工作，先后主持了太和殿保养、午门修缮、角楼落架大修等重要工程，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古建筑专业人才。

　　虔敬之心修书画口传心授教技艺

　　对古书画来说，好的修复师如同良医，修復一次，至少可以使其生命延长上百年。单嘉玖在故宫的40年中，数百件古书画文物经她的手得以延续生命。

　　共和国成立后，故宫的第一套书画修复班底在1954年组建起来，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书画装裱大师，集中修复了一大批故宫院藏的翰墨精品，单嘉玖的师傅、曾修复《五牛图》的孙承枝便是其中的一员。

　　“1978年冬，我结束了农村插队，那时故宫正在大量招年轻人，文物修复复制工厂要招两名古书画修复人员，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走进了故宫。”那时，单嘉玖对书画装裱修复一窍不通。第一天上班，师傅孙承枝把一沓纸往桌上一搁，上面放把马蹄刀，让单嘉玖把纸上的草棍、煤渣刮掉，还得保持纸张的完整和光洁，这一刮就是3个月。

　　“我从小受父亲影响，对长辈、文物都有一种敬畏感。那时候每天练基本功，也会感到枯燥乏味，但是师傅叫干就干，做针锥、削起子、修刷子，都得自己干。”单嘉玖回忆说。第二年进入一些品式上的学习，学做立轴、手卷、册页等等；第三年，才开始在师傅带领下进行简单的文物修复。“现在回想起来，磨刀刮纸不只是练基本功，也是磨你的性情。你得坐得住、静下心，不能毛毛躁躁。那一段经历确实让我难忘，后来总觉得这种磨炼非常有用。”

　　古书画通常分四层，一层画心、一层托心纸、两层背纸。修复过程中最难的是“揭”的环节，特别是托心纸，既要揭得干干净净，又不能使画心受损。因此，这是一个心血滴灌的过程，收起自己的个性，完全跟着古画走，如此才能“妙手回春”。

　　单嘉玖说，尽管现在有了仪器检测，甚至能精微到纸的纤维，但是修复的核心还是靠人的经验，清洗、揭背、托心、隐补、全色的过程全部依靠手工，耗时最长的需要1年，最短也要3个月。

　　“我们之所以被称为‘画医’，是因为我们与文物真的很像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人病了，吃什么药、打什么针，取决于病体和病情。书画病了，怎么抢救、如何修复，则取决于作品的受损状态，而不是文物等级的高低。传世名作，由于历朝历代都是重点保护对象，受损的概率反而偏小，倒是等级较低，特别是流传于民间的藏品，由于受损原因多样，修复更难。”

　　单嘉玖完成过许多高难度的修复，其中让她最难忘的一次修复，是明代的《屠隆草书诗轴》。这幅诗轴纵208厘米，横96厘米，修复前十分残破，画心上纵向撕裂52厘米，画心与小托心之间出现空鼓，原残画心不同程度翘起。单嘉玖说，这件文物是中国古代“小托心”修复法的代表作，“小托心”与画心性质相同，不可再揭动，但是由于当初的补偿做法失效，必须重新整合。修复这幅作品时，需带糊大面积、多部位同时暗复，稍不留神就可能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因此整个过程如履薄冰。她埋头修复了整整10个月，最终，成功修复。

　　“只要东西还在，就得修，甭管破成什么样，也得一点点给拼好，有时都成了一团了也得给解开，这就是修复人的职责。”每修复一件具有挑战性的书画作品，她就会将过程与心得撰写成文，如今已发表近20篇论文。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书画的装裱修复技艺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基本上靠师徒的代代传承。如今，单嘉玖也开始将自己40年来积累的经验传授给年轻人，她目前带了5个徒弟，每一个都是手把手从基本功开始教起。

　　由于常年弯腰俯身，故宫里上年纪的书画修复师，或多或少都有腰椎、颈椎问题，甚至胃病。然而，这里的不少“画医”都工作了几十年，退休了又被返聘回来，继续修复书画。

　　采访临近结束，笔者问，在书画修复领域，工匠精神有怎样的内涵？单嘉玖沉思片刻，认真地说道：“工匠精神首先是热爱这份工作，对文物有敬畏之心，要有这种品质才能把事做好。如果对文物没有起码的尊重，就做不好这份枯燥的工作，尤其现在外界的诱惑非常多，敬畏之心是这个职业的基本素养。”

　　“故宫里这些古书画一代代传下来不容易，不能在我们手里给断掉，我们得继续传承下去，让子孙万代都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