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情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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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的某一天刷朋友圈，看到高中同桌加初恋晒出春节携娇妻旅游的照片。他有点沧桑，眼露柔光，当我留意到他身旁女人的样子，我呆住了。评论里同学们已炸成一片，个个看热闹不闲事大：“你们什么时候私奔的？”“你老婆要是看到跳跳的照片，你肯定完了！”“要我说，各有千秋，铁头你简直太霸道了！”

　　是的，他的老婆跟我长得一模一样，连发型和虎牙都一样！没想到我这颗红尘翻滚的老心脏，就在这个乍暖还寒的南国二月某日被一张图片击中。年少的时候喜欢一个人喜欢得肆意轻狂，当年曾因看到他和隔壁班女生说话，一把火烧了他的物理课本，如今看到他俩安静依偎的样子，细细打量他老婆的眉眼微笑，我只能默默点赞。

　　即便你爱过的女子都像我，可终究你娶了别人。

　　我的外号是“跳跳”。有一次疑似地震，我三步并作两步从二楼跨下了一楼楼梯，果断逃逸成功，事后证明是虚惊一场，留下身后呆若木鸡的同学们，由此名满全班。他的外号是“铁头”，因为近视不记得戴眼镜，一头撞碎了门口的玻璃，毫发无伤，一战成名。我和“铁头”做了同桌。

　　重点中学，作风保守诡异。班主任是个体育老师，强行搜书包并且没收香烟、刀械等各类违禁物品，是其主要监管手段。一个蝉虫嘶鸣的中午，老师又开始突击检查，我瞥见他抽屉里的烟盒和打火机，神速地全部塞进自己书包。“铁头”和他的伙伴们一身大汗打球归来，走进教室，看到一片狼藉的作案现场、满脸不甘心的班主任以及在窗边写作业作白衣少女状的我。

　　就这样，我们开始熟悉。我们每天在课堂上聊天，偷偷互传纸条；每天一起回家，故意一前一后去取自行车，再会合；每天早晨7点20分在新南门路口等，风雨不改。

　　我和“铁头”以及他的伙伴们都混得很熟，我成了其中一分子。周末黄昏“铁头”经常骑车带着一帮朋友在我家楼下一声声喊我，姐姐说他是最帅那个；他们留堂补课，我就在校门口等，他们抽烟喝啤酒打量路过的女生，我和他牵着手一起笑着闹着，看看彩云。

　　高一那年暑假，“铁头”跟父母去了上海旅行。我独自在家过无聊酷暑。一个闷热的下午，门铃大作，老爸去开门，异常严肃地走回来：“有人找你！”我冲过去看见他站在门口，提着行李袋说：“外面不好玩。”那天我穿着黄色的裙子，散着黑色的长发；他穿着白色衣服，淌着汗；我爸摇着扇子立在我们中间。

　　年少时候的爱恋，我们都以为生活可以一直这么美丽下去，甜蜜无休无止。无常这个磨人的东西，我们还没有意识到他的威力。

　　“铁头”和他的伙伴们家庭条件都很不错，父母都是周边大企业的中层高管，不过是因为被父母托关系强行送来这个严苛的重点中学，才试图用抽烟打架追女孩子表现叛逆，骨子里，都是非常简单和善良的孩子。而我则是山长水远从城乡接合部硬考进来，每天踩单车奔袭一个小时到校。年少的时候，何来门第家境的概念，少年心性一拍即合。

　　重点学校，规则简单粗暴，学习成绩定天下。高考升学率关系重大，类似“铁头”这类不合作人群是直接划入“坏学生”行列的。我原本是文学比赛屡屡获奖，很给老师增辉的乖宝宝，自从跟“铁头”混在一起，老师、学生会主席等主流势力看我的眼神不太善意。某日班主任特意点名叫我留下，上下打量周身衣裙，非常直接地说：“女孩子要自重！不用跟那些坏娃娃整天瞎混。”并舉例若干暗黑事件。而我依旧我行我素。“铁头”和他们那帮小伙伴更是玩心不改，上演过放学后集体把我抬出学校的顽劣事迹。

　　少年气盛，对抗剑拔弩张，终有一日，我因自行车坏在半路旷课一堂，班主任当场把书包扔出教室，不让我进门。而“铁头”和一帮同学跑去校长室据理力争。最后，校长息事宁人，班主任颜面不保，我从此成为班级的另类，作文比赛送奖作品被取消，话剧演出角色被换掉。

　　在那个自我刚刚开始萌芽的年纪，我就是那么不管不顾地喜欢着他。然而，世界总是会出其不意拿走一些美好，再放一些尖锐而真实的东西在你的手掌里，慢慢侵入你的身体，从此你的心不再透明。

　　高三，我一心想着考上北京的学校，逃离家庭，去看更多的世界。他已经被规划好要子承父业，留在成都发展。

　　周末他依然独自骑车来楼下一声声地叫我的名字，我们沉默地骑车沿着府河游走。在九眼桥边，空气郁热潮湿，我们呆坐，聊着高考仿真题和他家新买的大别墅，河水哗哗。夏天的房间，我们看着对方眼里的火焰，湿润的身体紧紧抱着。他的急促呼吸在我耳边，硬硬的头发贴着我的皮肤，绿色的窗帘翻飞着。

　　在那个夏天，我们都看到命运呼啸而来的痕迹。

　　我们上了不同的大学，新的朋友，新的困境像潮水一样涌进各自的世界。我们不可逆转地疏远了。相互喜欢的人不会轻易不辞而别，不过是慢慢拖着，直到走不下去了。不记得多少午夜的电话，也不记得那些误解和争吵，只记得告别那天我的背影很痛，但是我没有回头看他一眼。

　　青春就像一条黑暗的隧道，少年的任性和自尊心比爱恋更加重要。我们还是散了，他在后脖刻下我们告别那天的日期，我则把所有写过的情书收回影印做成一本书送给了他。

　　有一年回家过年，在人头涌动的春熙路，我听到有人喊“跳跳”，还没有回头已经意识到是“铁头”。“铁头”穿着白色的短袖，瘦瘦的，没有老也没有残，更加笃定，笑眯眯的眼睛，一如以前。

　　我看到他当年一意孤行刻在后脖的刺青，说：“还在。”他说：“对啊，干不了坏事情了。”我们都笑了。

　　那个午夜，他把留在成都的小伙伴们都喊了出来，说“跳跳”回来了。大家没有责怪我刻意的疏远和隔离，我们跑去高中毕业那天痛哭过的水井街，想找回那家破烂的冒菜馆子。看着发红的城市天空，我跟“铁头”说：“我一直想做个侠女，想去很远的地方，现在才知道，喜欢你和你们，其实是我做过最豪侠的事情了。”

　　我在校园里遇到他，在喧嚣的人海街头，也遇到过他，可是那个时候，我们都急着往前走，以为会碰到很多很多的精彩，的确，我遇到了，也失去了。最后才发现，最好的最安心的，还是故人。

　　他在日本漫游度蜜月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离家多年的大人了。我们分开了很久很久。

　　一个周六赵雷唱着《成都》登上了电视舞台，很多人说他又火了。我忍不住在凌晨一点给他发去信息：“知道再也没有机会跟你牵手一起走在成都街头了，而我们的成都永远比歌唱得更加有烟火气。”

　　翌日上午他回了一句：“想那么多做啥子，回来的时候叫上同学一起吃串串。”

　　那天我们聊了一夜的生活，那天我们唱了很久的歌，你来那天的衣裙我已经不再穿了，我们长大的城市还是人海穿梭，原谅我曾经犯的错。

　　我忍不住发信息给他：“她真的很像一个人。”

　　良久，他回复：“娶了她，这是我对你最后说的一句情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