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艺考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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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北京的第一天，我给这座城市带来了初雪。一大早起来傻笑了一会儿后，我才开始“武装”自己，不管表演系女生的军大衣下面穿的是不是比基尼，我只知道，作为一个南方人，如果不穿两条秋裤，一定会在考场上冻成狗。

　　生气的是你居然考上了

　　我总共报考了北电的两个专业——戏文和导演。父亲是极度反感我报考导演专业的，总觉得“水太深”。但初试放榜的那天，他还是揪着我起了个大早，带着我去现场看榜，说这样才心诚，心诚的小孩才会过。

　　戏文专业的榜上并没有我的名字，我正失落着，却听见父亲对着另一个榜喃喃自语。

　　“导演也没有考上吗？”我心都提到嗓子眼了。旁边一名妇人叹了口气：“你孩子也没过啊？没关系，还有很多学校，你下一所准备去……”

　　父亲看着她，一脸的痛心疾首：“我气就气在她居然考上了，我最不愿意她去这个专业了！”导演专业二试，其实就是五六个考生和考官们面对面唠嗑儿。

　　我有点担心自己聊不下去，于是转移话题：“老师，我唱首歌给您听吧。”考官来了兴致，坐我身边的内蒙古小帅哥不甘示弱，给我打起了节奏。唱完后，考官来了一句：“你们俩挺般配的，要不就让你俩过了吧。”

　　三试那天，我屁颠儿屁颠儿跑到北电的小金字塔那儿，在塔底的积雪上写了个“逢考必过”，完了起身拍拍手上的雪，一路傻乐。

　　三试的考题我已经记不清了，大概内容是每人抽一幅画儿，限时编故事。紧跟着闭上眼，听一首纯音乐，根据音乐来描述你眼前所浮现的一切。

　　一进考场，我就傻了——徐皓峰是我的考官！一瞬间，我心里的烟火炸得噼里啪啦——老师，我看过你的《道士下山》。老师，我终于看到活的你了！老师，我好想当你的学生啊……

　　事实证明，这样的紧张和兴奋是会影响发挥的。整场考试，我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忧郁如我，栽倒在了北电的门槛前。

　　中戏的考官任性成这样

　　于是我又想考中央戏剧学院。

　　中戏的首轮考试就是面试，我报考的三个专业，无一例外都不给你展示笔力的机会。我估摸着是报考的人太多了，考官们懒得筛，琢磨着用面试最好，干净又利索。

　　编导专业面试时，我的考官正在吃包子，这让我有点不愉快。轮到我时，考官问了一个问题：“你最喜欢陈凯歌的哪部作品？”我答《霸王别姬》，于是，接下来的这个问题直接把我筛了出去，“小豆子挨打的那段你记得吗？他总共挨了多少下？”

　　当时我的心中有一万只角马嘶鸣而过，直要踏穿心底。

　　我虽然早就知道中戏的考官任性，可任性成这样，让人为难。

　　考官冷笑了一声：“哼，这都不知道，怎么能说得上喜欢？”于是转而问了下一个同学：“你知道《霸王别姬》吧，段小楼的扮演者知道是谁吗？”

　　我心下一惊，这是一水平线上的问题吗？

　　最后，整个考场，只有那个回答“张丰毅”的同学过了。

　　单兵作战的我

　　导演专业初试，考的是集体小品。说实话，我很不喜欢这样的考试形式，总会有一些人为了吸引老师的注意力，做出各种各样奇怪的举动。

　　我们抽到的内容有些难办，说的是两对夫妻回家探望年老的父母，为了争夺财产，手足之间相互“厮杀”，但最后以圆满告终的温情伦理故事。我，被设定成那位“年迈但精明”的老太婆，起到统领整个故事的作用。

　　门铃响，原定应该去开门的我，被“老伴”一把按下，“你又糊涂了。”

　　我一愣，没接上话，只听他说：“你已经瘫痪了，开门这种事，还是由我来吧。”

　　我隐隐有些不安——我怎么就瘫痪了呢？这可不好，行动受限，戏份就少。正想着，接下来不友好的情节再次击穿了我的防线。

　　“妈。”是“大女儿”在喊我。我正要开口答应，却被她给打断：“爸说您痴呆了，不能说话了？妈，您怎么了？”听到她这么哭喊，我是极其惊恐的，一时间反应不过来——我怎么又痴呆了呢？这还演什么？不如我即兴演具死尸可好？

　　出了考场，我才知道，他们是一个机构出来的学生。很自然的，被排挤的我，没有通过考试，心尖尖儿上冷冷的冰雨胡乱地拍。

　　结果很让人意外，但却依然美好

　　我不是一个专一的人，中央戏剧学院失败后，我又去报考了南京艺术学院。考场同样是在北京，专业也同样是那两个：戏文和导演。

　　我明明专业是戏文，但是又一次倒在了初试上，所以，导演专业初试时，就特别紧张。临进考场，我买了一杯咖啡，坐在一边深呼吸。一位胖胖的大叔走来，笑吟吟地问我：“刚买的咖啡啊？”我只“嗯”了一声，低头继续自己的紧张。“还热呢！”说着，大叔就拿走了我的咖啡，自己喝了起来，走进了考场，他居然是主考官。

　　考试内容依旧是集体小品，有了上次在中戲的教训，我乖了不少，知道怎么先发制人。

　　表演时，顺着剧情，我哭得惊天地泣鬼神，眼泪哗哗地往外涌，根本停不下来，顷刻竟自觉所有的演技都满满溢出了眼眶，巴巴地淌进考官们的心里。至于考官们是不是这么想，我就不得而知了。

　　考试结束后，大叔再遇见我，一脸好笑的样子：“我不就拿了你半杯咖啡吗，至于哭成那样吗？”

　　后来，我的导演初试过了，不知道和那半杯咖啡有没有关系。

　　离开北京的那天，雪早已化了，我坐在去往机场的出租车上，路况竟异常好。父亲问我：“你有没有信心明年4月拿到合格证（每所学校只发放《专业合格证》，通过高考后才能拿到《录取通知书》）？”我说“没有”，想想不妥，又赶紧接了一句：“今天的北京天真蓝啊，好干净。”

　　次年的结果让人意外，但依然美好——曾经一把鼻涕一把泪，死缠烂打的学校统统不肯要我，但我却收到了来自上海戏剧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9月，在新生开学典礼上，一个新同学问我什么感受，我说我感觉天上掉下一张大饼，砸在了我的天灵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