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不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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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在世，如何处理钱财，是一个必须学习的课题，许多痛苦，甚至灾难，皆因钱财处理不当而起。

　　我在台湾政治大学，教过一个马来西亚的侨生，叫廖冰凌，是一个女孩子，长得不算漂亮，成绩也不特别优秀。所以，我教了她一年，没有什么印象。

　　有一天，一个姓郑的女生来找我，也是马来西亚的侨生，这学生找过我几次，比较熟悉。她走进办公室坐下来，嘴巴嗫嚅着，一脸难以启齿的神色。

　　这孩子出身贫苦，一边念书，一边打几份工。我以为她有什么事要找我帮忙，就说：“茱莉，你有什么事就直说吧。”

　　她说：“老师，你记得廖冰凌吗？”

　　“印象不深，怎么了？”

　　“她被英国爱丁堡大学研究院录取了。”

　　“是吗？那很好啊。”

　　“好什么好，她没钱去念。”

　　“为什么呢？”

　　“她父亲在青年时代，是一个激进的大学生，后来被学校开除，从此，流荡半生，一直找不到工作，也多病，姐妹三个，连生活都有问题，如何拿得出学费去英国读书？她妈妈到处向亲戚借贷，到现在，还差十万块新台币，母女俩抱头痛哭，想不出办法，不知老师可不可以帮她们的忙。”

　　我很惊讶，不是为冰凌感到难过，而是为茱莉的仗义而感动。

　　十万块，不算一个小数目，是我一个半月的薪水，我是拿得出来的，就答应她：“可以。”

　　茱莉说，冰凌的妈妈会亲自来找我。

　　第二天上午，一个中年妇女走进我的研究室，瘦瘦的，皮肤黑黑的，是典型的马来西亚华侨。

　　她说明来意，满脸是羞愧的神色，连说不好意思：“我们将来一定还给老师。”

　　我从抽屉里拿出准备好的一沓钞票，她坚持要写借条，我说不必，她还是写了。

　　七年以后，冰凌在爱丁堡大学获得硕士学位，转到新加坡大学，拿到博士。有趣的是，她居然又回到台湾，找到一个大学教职。有一天，她突然打了一个电话，约我吃饭，谈到这些年来的求学经历和家庭状况，然后，郑重其事地从提包里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交到我的手里，说：“老师，我很庆幸，自己没有辜负你的期望，今天，终于可以把这笔钱还给你。”

　　那时，我正患忧郁症，常常心情低落，那天晚上，我居然觉得很高兴，为冰凌，也为自己。

　　其实，这笔钱我早就忘记了，现在拿在手里，倒像是发了一笔小财。

　　还有一件事，发生在那件事前后。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老朋友从大陆打来的电话，说他正在做一笔生意，需要三万美元（相当于新台币一百万元，是我一年的薪水）周转，问我能不能借给他，他很快就可以还。

　　当时，我的手头上可以挤得出来，但倘若这位朋友生意失败，还不起，我很难接受这笔损失，所以，我说：“你最好想别的途径调资金，你知道，我不做生意，手头钱有限。万一你实在周转不来，再打电话给我，我再想想办法，看能不能帮你一部分。”

　　那位朋友没有再打电话来，可能是他已经通过别的途径借到了钱，或者因为我的婉拒，让他不快。

　　我并不后悔自己的婉拒，即使让这位老友不快，也只好如此。幸而这位朋友理解我，我们的友谊并未受到损伤。后來我想，如果当时勉强借给他，他的生意碰巧失败，我们的友谊恐怕难以为继。

　　在两件事上，我处理的态度不同，原则是一样的。对于钱财，我的态度是：只要钱出了我的手，我就不指望它再回来。钱如果数目太大，不是我所能承受的，宁可不借。如果不是借钱，而是送礼，或者资助，我的原则，也是如此，必须在我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一经拿出，我就再不去想它，绝不指望回报。打肿脸充胖子，讲哥们义气，明明承受不起，却又心不甘情不愿地借出去，借出去之后念念不忘，还钱慢了，就心生怨恨，在我看来，既折磨别人，也折磨自己。尤其是送礼或资助，心心念念想着别人回报，最好是回报超出自己送出的，跟做生意、买股票有什么区别？有一句话说：“助人为快乐之本。”如果是这种助法，收获的就不是快乐，而是痛苦。

　　借而望还，不如不借；施而望报，不如不施。这是我在钱财问题上的一个基本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