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台上的注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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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俄罗斯的一座乡村，失去丈夫的农妇与儿子相依为命，靠着勤劳的双手，日子虽然不富足但幸福安宁。有一次，回乡度假的庄园主的女儿所乘的马车受惊，农妇的儿子救了她一命，并且在四目相对的那一刻爱上了美丽的庄园主女儿。备受单相思煎熬的他为了争取和少女接近的机会，做出了离家到庄园主家当花匠的决定。

　　启程的那天雨丝纷飞。孤独的母亲坐在滴雨的屋檐下目送儿子欢天喜地朝远方的庄园走去，默默地注视着儿子执著的背影祈祷着：“孩子，你仿佛被一根施了魔法的绳子牵着往前走，我只希望你回头看一眼母亲，哪怕是一眼呢……”

　　年轻的农夫欢快地走着，他吹着欢快的口哨，始终没有回过头。

　　为了赢得庄园主女儿的爱情，年轻人视苦役为欢乐。秋收的一天，他自告奋勇爬上高高的草垛，卖力地干活，因为他心爱的少女正在楼上的阳台注视着这里。高傲的少女或许也被这劳动的场面所感染，顽皮地向草垛上的人们伸出了手臂，年轻人踮起脚尖为了握一握少女的纤手，不幸从高高的草垛上跌落摔死。

　　母亲闻讯赶来了。与儿子分别已久，万万没有想到会以这种结局重逢。当儿子在村人的嬉笑中下葬的时候，她紧紧地搂住冰冷的儿子，没有一丝抱怨，两行热泪从这位一生倔强从不落泪的农妇的脸庞上滑落。她说：“我的孩子！”

　　从小到大看电影无数，许多影片别说情节，就连名字也记不大清楚了，但少年时看过的这部反映俄罗斯生活的影片至今记忆犹新。

　　我恰恰像是影片中那样的一个孩子，疯狂地爱上了去远方的大路。多少年行色匆匆地穿行于中国的地图，拎起行囊道一声：“我去西藏了。”“我去黑龙江了。”便头也不回地出了家门，一心直奔目的地。

　　直到有一天，我离开院子走了很远，忽然漫不经心地回了一下头的时候，发现年迈的姥姥、两鬓染霜的父母仍然伫立在阳台上，望着我。

　　我每次出远门的时候，家人都是这样久久地凝视着我的背影，只是因为我从不回头，所以从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即便我度完周末离家去江对岸的报社上班的时候，他们同样在阳台上目送着我的离去。

　　我回头的那一天，第一次向他们扬起了手。我永远记得家人的笑容。

　　一年又一年过去了，站在阳台上的亲人一个个离我而去，如今只剩下母亲，以她不变的柔情站在那里。

　　我第一次骑单车穿越中国的途中，母亲不时将一封封家书提前寄到我将到达的地方，好让我每次到达一个陌生的城镇都会收到家人的问候，它温暖了我一程又一程。每次风尘仆仆地归来时，我的背囊里总塞有一摞沉甸甸的家书。

　　1998年，我得到去南极中国长城站采访的机会。出发的时候，身为画家一生拿惯了油画笔的母亲为我赶织了一双厚厚的羊毛袜子。当时考察队发的靴子没有女性的尺码，是母亲织的那双厚毛袜才使我的一双脚在男式靴子里没有打晃。在南极大陆的暴风雪中跋涉的时候，冰雪毫不留情地灌进了靴子结成冰坨，也多亏母亲给我的羊毛袜让我的双脚抵御了南极的冰寒。

　　四年前我受报社的派遣追访郑和下西洋遗踪，连续三年在印度洋沿线的亚非国家奔波。每次出发的时候，母亲都要帮助我准备行囊。她既担心携带的物品多累坏了我，又担心哪一样物品没带上路上会有诸多不便，于是放进行囊中的每件物品都要掂量再三。将近七旬的老人了，她甚至还吃力地将沉甸甸的行囊试着背到瘦弱的肩上，体验我将承受的分量。

　　震惊世界的“9·11”事件爆发之后，也门很快被美国宣布为空袭目标之一，而它也恰好在我“重走郑和路”的路上。抵达也门时，我在深夜被爆竹般的响声惊醒，趴到窗口一看，才知道附近发生了激烈的枪战。平生头一回离枪声如此之近，只身住在一座小旅馆的我产生了从未有过的恐惧与紧张。不久，当地又发生了人质绑架事件，新闻很快传遍了世界，自然也会传到母亲身边。这些事件是我瞒不住的，除非我能垄断世界媒体的信息源。

　　尾随在全副武装的军警身后，我穿过街头举刀持枪的游行队伍到邮电局给母亲报平安。拿起电话筒之前我一再告诫自己要平静，不能让母亲听出一丁点儿的慌乱，让万里之外的她倍添不安。但是，当我听到从大海的那一端传来的母亲的声音，却无法忍住哽咽。

　　有时，再坚强的儿女在母亲面前也无法扮演坚强，因为，她是世界上最疼你的那个人啊！母亲在电话那端没有落泪，她以超平寻常的镇定提示我如何注意安全，如何寻求中国大使馆的支持。

　　我想起了徒步穿越中国的途中倒在罗布泊的余纯顺，他倒下的那年，社会对他的赞颂对他的宣传达到沸点。那年我恰好在上海，他的家乡。经人指点我找到了他的家，上海一条弄堂里一间简陋的房子。屋子虽小，但因为只有他父亲一人而显得空空荡荡。老人低着花白的脑袋正在凝视儿子背着行囊的照片，此刻市内举办的余纯顺徒步中国事迹展览观者爆满。当时正午已过，听说老人还没有吃午饭，我走进厨房发现只有一把青菜！帮老人煮了一碗清汤面，老人端着碗仍吃不下，他睁着昏花的双眼望着我说：“人们夸倒下的是个英雄，对我这个父亲来讲，死去的是一个儿子啊。”

　　我永远记住了那句话，正如我难忘阳台上亲人注视我远去的背影一样。

　　有一年的夏天，我遇到一位长年穿行在中国大地的背包族，和我一样被人们称为所谓的“行者”，他拿出一个旅途留言簿希望我在上面写几句话，我说就不用写了吧，有件事你记住就行——在路上常给母亲打一个平安的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