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细微处见李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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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身侠骨

　　我最后一次见李敖是2014年元旦刚过，陪上海朵云轩的几位朋友登门拜访。热聊间他要送书给我，随手从书架上抽出两本，拿出笔来留字。翻到《你笨蛋，你笨蛋》那本书的扉页，他刚写上我和妻子的名字，有点犹豫停顿，眼光中闪出一丝狡黠。我会意地笑说“没问题，我们自认笨蛋”，他却接着写了一行“笨蛋指他”，落款“李敖”。这正是李敖好玩的一面，细腻的一面。

　　书上第一张照片题为“高信疆死矣”，照片中李敖站在挚友墓前低头看着碑文，很有点凄凉孤独的感觉。墓地近海，风大，李敖外衣裹身而显得瘦小。书中第一篇是李敖2001年写的《送高信疆归大陆序》，第一句就说到了生离死别。

　　我1997年初次拜訪李敖，就是由高先生引见的。早先我在香港明报集团旗下的《亚洲周刊》供职，高先生那时为集团总编，是我的上司。他有台湾“纸上风云第一人”的美誉，缘于数十年在文学、媒体上的不断抗争、开创和辛劳；他热心仗义，扶持新人，帮助朋友（包括李敖）。高先生同李敖的交情非同一般，李敖同胡因梦要匆匆成婚，就拖他去证婚。李敖傲视天下，骂人无数，却对高先生“恭敬而知心”。

　　高先生到北京帮香港商人办新刊并不成功，此后虽如闲云野鹤，心情却难舒畅，身患重病而不自察。一天，他回台湾同李敖吃午饭，李敖发觉他脸色很不好，第二天就陪他去和信医院，还带上10万元（新台币）现金。到了和信医院，李敖把钱放在柜台，说：“请你把他收押。”可惜为时已晚。李敖说，高先生死前两小时，“我跟他在一起”。好友走了，李敖二话不说拿出70万元新台币（约合15万元人民币）为他买了块墓地，也就是前面提及的那张照片的拍摄地。李敖的女性挚友陈文茜说，“李敖那时自己也并不富裕”。香港朋友马家辉写道：“在金钱背后，不能不说有着一股热血和一身侠骨。”

　　其实，李敖把高信疆“押送”去医院之事，只不过是早几年他自己被友人送医救命的翻版。2001年我去李敖台北的书房，发现他刚动过手术成了“无胆之徒”，腰间还留着尺把宽的白色箍带。在我看来，李敖本来就是“医盲”，前些时候他感到不舒服，看了两次医生，都说是感冒，开了药，他被打发回家。过了两天，一位开医院的朋友到访，一见面就骂：“你眼睛都发黄了，见你鬼的感冒！”朋友立即把他硬架到自己医院的手术台上，在他腹部打了4个小孔，把坏死的胆囊取走。

　　老顽童

　　到我们见面时，他已养得白嫩许多，比先前还要神气活现，连“丧胆”之事都变成他口中的风光。但我还是感到他的一些变化。那一年李敖流年不利，他得病之前几个月，92岁的老母去世了。李敖孝母，在自家楼上买了一套房子给母亲住，生怕出事，还装了摄像头时时监护。母亲去世让他想到自己的死，“我一直把妈妈看作我同阎罗王之间的一道隔墙，现在墙没有了”。他更担心两个年幼的孩子，尤其在大病之后。他病中小女儿前去探视，问了一句：“你如果死了，我们怎么办？”这让66岁的李敖警觉到，要更多为孩子今后的日子着想。好在老天爷成全他，让他多活了十七八年，看着孩子长大，见世面，过上不错的日子。

　　那天提到孩子，李敖马上变得柔和起来。他告诉我，前些日子朋友来看他，聊到一半电话铃响起，他接听时满脸诚恳，不断点头称“是”，这让朋友感到奇怪。他解释说，是小女儿兴师问罪，怀疑老爸偷吃她一块巧克力。我问：“究竟是不是你偷吃的？”他甜滋滋地回答：“是的！”

　　对孩子照护的回报，是人生走到最后仍有家人的陪伴。2017年8月，李敖的儿子李戡发了一张照片，是他接李敖出院——“25年来收过最棒的生日礼物：一个恢复健康的爸爸。”李戡比了个V字手势，坐在轮椅上的老爸却把手势反了过来——看过电影《至暗时刻》的人应该懂得他的意思。老顽童嘛！

　　最好的嘉宾

　　凤凰卫视与李敖结缘始于1999年7月《杨澜工作室》栏目赴台拍摄。杨澜在台北东丰街李敖书房对他的3个小时采访，让大陆观众第一次看到了“音容宛在”的活李敖。也许是因为第一次面对大陆背景的女主持人，李敖谈古说今妙语连珠、滔滔不绝，可谓少有的精彩。李敖说一口略带东北腔的北京话，又有点大舌头，不断引经据典，还老是问“你懂我的意思吗”。

　　此后几年我和同事多次采访李敖。记得2000年6月的一天下午，我同凤凰卫视的同事曾瀞漪敲开他书房的门，发现他正发烧，精神有点萎靡。屋内停水，连喝的都没有。我们转身就去楼下超市给他提了两大桶纯净水回来，过了一会儿他又精神十足地对着镜头说个没完。我也见过他如何对待不喜欢的媒体和记者：先问打算做多长时间的节目，如果是3分钟，他就只讲3分钟，叫人家无法删减他的原话。

　　我们之间关系越来越密切。2004年终于开播《李敖有话说》，3年不到的时间里做了735集。我可以体会一个70岁左右的老人每星期都到摄影棚连着几小时录节目的辛苦。何况他平日怕冷又容易出汗，每次录节目都会湿透几身衣服，得换好几次内衣。但他也是台北同事眼中“对人最好的嘉宾”，对每个人都很亲和，包括对打扫卫生的和停车场的门卫，过年时李敖还会派红包给他们。

　　李敖与凤凰卫视近20年的合作，以2005年秋天他的回乡之旅为最高峰。我早就劝说他回大陆看看，他却一直顽抗，一会儿说自己不必周游天下照样知道天下，一会儿又说宁愿保持旧时的记忆不遭破坏。有一次我跟他开玩笑，说要用迷药把他迷倒，装进麻袋扔上走私船，偷运到北京，就搁在他女儿李文家的门口。其实我知道真正原因是他怕坐飞机，以为现在乘飞机还像许多年前那样颠簸。后来，当他终于登上飞机经香港飞往北京，才发觉现在的飞机居然如此平稳、宽敞，尤其是他坐的头等舱。

　　很念旧

　　李敖回乡，我一路看、一路听，印象最深刻的场面是他同北京小学同学的相聚。因为李敖录节目回来晚了，我同曾子墨先代他招呼这些与他同龄的老人，听了不少他童年时代的趣事和糗事。李敖一进门，我们就要考一考他自称天下无双的脑子，看他能叫出几个老同学的名字。没想到他居然认出一半以上——50多年没见过面啊！

　　李敖特别念旧。他在北京专门去看望当年的老师，单膝跪地，双手送上1000美元的红包。在老同学面前，他变得前所未见的老实，话也少了许多。后来我写下一段话：“那天，李敖坚持说在老同学面前他没有资格讲话；一起拍照的时候，他无论如何不肯站在中间。他送给每个老同学一支名牌金笔和一本他的书，每本都是当着同学的面签名，郑重其事地递过去。这时的李敖很传统，很念旧，很动情，很像林黛玉。”

　　我同李敖都属猪，年岁则相差一轮，见面时说话没大没小，开玩笑百无禁忌。他最不服气的是我父亲曹聚仁一生发表4000万字，他追不上却老是说“没有我写得好”。

　　4年前的那次见面留下最后的印象，是他同上海来的朋友中午吃便饭，他坚持要请客，而且从口袋里掏出一厚卷蓝色的千元大钞。接着他又展示了其他随身装备——小照相机、小刀和防狼电击器，叫人家不敢打他的主意。我在一旁看着，只好苦笑。

　　同李敖打交道，常常是只好苦笑。记得有一次我一边苦笑一边对他说：“你李大师本领高超，敢在独木桥上翻跟头，只是跟着你上桥的人弄不好就纷纷落水。”不知这句话他是否听得进去，只是今天已无法再问他了。李敖走了，一切任人评说，不知他会不会在另一个世界里苦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