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故宫修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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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数人认为，修复文物是一件近乎复制古人的创作。这样说没有错，至少在故宫的中生代匠人中还残留着这种痕迹。而生于1978年的屈峰就不那么“规矩”了：我不愿闷下头来一辈子做匠人！较之匠人，我更愿做一个学者。因为，匠人的工作更接近復制古人的创作，缺乏自我表达的空间。

　　2006年，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硕士毕业的屈峰被招聘进故宫。进故宫修复的第一件文物，是给一个玉山子底座补配一只缺失的底足。不一会儿工夫，他就做完了，得到师傅的评价却是：你做得太快了。最不适应的是，他着迷于想象力和创造性，修文物却必须严格按照规律来，有时近乎是一种限制。木器组修复的大多是实用性家具，有些审美价值不高。一件丑陋的家具，还得按照它丑陋的方式给它修复。如果给它改了，就不成文物了。尽管有那种“改”的冲动，他也只好在内心说服自己：丑陋也是一种存在！我们做的工作是修复，而不是创造。修复，就得尊重前人的创造。

　　今年4月，屈峰作为科长面试新一拨年轻人，他给毕业生提醒：你们知道这个工作的性质吗？想过自己的性格是否合适吗？一位年轻人说：“一想到每天都能接触文物，就心潮澎湃！”屈峰说：“这个地方可不能澎湃，一澎湃就麻烦了，还是要冷静。”

　　但屈峰的骨子里，文物修复的理念还得有“创造”的因子：不希望修复文物只按传统套路——体现人的价值。复活的意义，是要了解当时的时代审美是什么。格物格物，物是人创造的。传承文化，要传承这个。

　　因此，每进来一个文物，动手之前，屈峰都要和同组人先激烈辩论，文物要保留的到底是什么，再制定修复方案。比如某个文物破了个口，影响它最重要的审美价值，是补还是不补？

　　在屈峰看来，故宫的慢和外面的快，匠人工作的守和艺术创造的破，并不对立。真正的大师一定能接受所有，有海纳百川的力量。

　　镶嵌组的罗涵，本科就读于中国地质大学珠宝鉴定专业，后在中山大学读研。进故宫工作的愿望是从事古董珠宝研究和评估。她的选择多少让身边的人难以理解，同学们叹息她可以去珠宝行赚更多，父母希望她在离老家福建更近的广东工作。

　　月薪几千，罗涵没法在衣服上花费太多。应邀参加同学会，她翻了一整晚衣柜，精疲力尽，一无所获。这样的时刻，罗涵也会羡慕那些从事珠宝商贸年薪数十万的大学同学。在故宫文保科技部工作，年轻人穿得最多的就是一件靛蓝色的大褂工服或者是系一条右侧印有红色字体“故宫博物院”的黑色围裙。

　　2013年联合国总部装修，罗涵参与到1970年代中国赠送给联合国的象牙雕作品《成昆铁路》的搬运项目中。《成昆铁路》由8根象牙组合而成，雕刻特别精细，稍有不慎就可能出问题。罗涵负责材料加固工作，这份重任是一般人“扛”不住的。

　　相形之下，罗涵更愿意去“扛”事。“追寻心里头最想要的，才是事。”这是罗涵近年来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故宫里外的世界截然不同，外面在变，故宫文物科技部固守的是不变，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我没有迷失——现在能跟那些浮动的欲望保持距离。”

　　3月18日，两岸三院同人书画交流展开幕，墙上挂着一幅临摹室陈露画的纸本设色画《蝴蝶》。罗涵在朋友圈贴了这张图，并写道：“跟文物在一起，生命被延长了。”

　　作为故宫90周年献礼的《我在故宫修文物》纪录片，在豆瓣获得了9。5分的好评，超过《琅琊榜》，并正式登陆天猫魔盒。一部记录故宫文物修复工作日常的纪录片却意外地在90后人群中走红。1989年出生的制片人程博闻一语道破天机：“大国工匠需要的就是这种‘做一件事情，一定要吃大苦，甘寂寞，耐长期，还要敢于破与立’的精神！这些，在这批年轻的故宫文物修复者身上都体现出来了，这也是为什么纪录片能在90后人群中走红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