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吃乡巴佬的国际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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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4月15日，阿努图瓦总统马塔思凯莱访问加拿大魁北克省首府魁北克市，为他做英法翻译的竟然是个中国人。加拿大和阿努图瓦是以英语和法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英法翻译人才济济，为什么一个中国人能够担此重任？而且居然还是一个曾经口吃的乡下打工仔！

　　小结巴咽不下的一口气

　　1975年，朱立军出生于四川省自贡市荣县古文镇一个农民家庭。他本来是个口齿流利的孩子，但是，小学二年级时因为顽皮，模仿一个说话口吃的同学，结果弄巧成拙，最后真的成了结巴。

　　高中毕业以后，他去北京打工，却因为口吃的问题，屡屡遭到拒绝。好不容易有个姓朱的老板，起了恻隐之心，把他留在建筑工地当小工。

　　有一天，朱立军和一个工人准备用铁丝勒紧一个包装箱，朱立军的手指被勒在铁丝里。他大喊：“勒……”站在箱子另一侧的工人就用力勒一下；他又喊：“勒……”对方又紧勒一下；“勒手啦！”等他把这三个字喊出来时，手指已经被铁丝勒得露出了骨头。这件事传开后，朱立军成了大家取笑的对象，闲着没事，就有人冲他喊：“勒……勒……勒手啦！”

　　1998年，朱老板旗下的电力安装公司承包了加拿大卡尔加里油田的一项电力安装业务，朱立军也被选中前往加拿大参加这项工程。

　　半年后，工程竣工了，朱立军想留在加拿大继续做工。为了延长签证，朱立军需要向移民局提供自己的学历等资料。他找到一位姓张的中国专业翻译。在张翻译那里，一张中学毕业证，短短的几行字，盖上一个翻译协会通用的章，收费竟然高达50加元—这是政府统一定价！

　　朱立军觉得收费太高，张翻译傲慢地说：“你以为这是国内呀。这是加拿大！不是谁都能从事翻译工作的。我毕业于国内重点大学英语专业，又在加拿大读完英语硕士，通过了翻译协会的考试，才能从业的。”朱立军问：“谁，谁都能去考么？”张翻译问：“难道你也想当翻译？”朱立军说：“好，好活儿呀，谁，谁不想呢？”张翻译几乎笑翻了，用手指点着朱立军，故意结结巴巴地说：“就，就你想，想当翻译？我，我看这事儿准成！你有天，天赋呀。”

　　朱立军受到了侮辱，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愤愤地说：“你，你也别，别狂，我，我还就真要成，成为一名翻译，比，比你强得多的翻，翻译。”

　　世上没有学不会的话

　　中学时，他曾经有过几次矫正口吃的经历，但都因为太难而失败了。这回，他在日记本上写道：“世上只有懒死的汉，哪有学不会的话—让结巴见鬼去吧。”

　　每天早晨，他四点起床，去住处附近的一个大公园里练发音。他先把一句话中的每一个字分开来，一个一个地念，然后，再慢慢地把它们连在一起来念。这是一个需要极大耐心和毅力的练习，每一句话，他都要练上几百遍甚至上千遍，直到说得流利为止。

　　半年来，朱立军用这种蚂蚁啃骨头的办法，熟练地背诵下来三千多句汉语。在一个天气晴朗的周六早晨，朱立军决定检验自己的“成果”。他来到街上，走进中国商店，见到中国人就打招呼，然后又去华人服务中心，向工作人员咨询了好多事……基本正常！他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回住处的路上，忍不住打了好多个侧手翻。

　　结巴治好了，朱立军开始攻英语。他进了社区的免费英语班，每天下班后学到晚上十点下课。他给自己定下任务，每天背50个新单词，听一小时录音，读一小时课文，与别人聊半小时英语。

　　不过，他没有过目不忘的神奇能力，每天还要在工厂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每天背50个单词谈何容易。后来，他发明了一种被自己命名为“情景记忆”的背单词方法。比如：中午在食堂大厅吃饭时，他就背诵眼前的单词，诸如“奶酪”、“沙拉”、“三文鱼”等。

　　他还信奉当地华人学英语的经验：“脸皮厚，学个够：脸皮薄，学不着。”所以，他就像一只苍蝇，一有机会就“叮”当地人，与他们英语会话。可是，和老外说话时，他总是很紧张，就算是平时背得流利的话，也说得吭吭哧哧的。

　　有一次，他在“Zeler”商场买理发推子，在收银台付款时，一个暗中盯梢的理货员走过来，说：“我需要检查一下。”说着撕开包装盒。原来,他怀疑朱立军对理发推子进行了“调包”。他大怒了,高声说：“你是什么意思？你认为我是小偷？你侮辱了我！”那个理货员自知理亏,把经理找来摆平。朱立军滔滔不绝地说：“难道你们商店对所有的顾客都开包检查？不是吧？为什么专门对我进行这种检查？我认为你们的行为是种族歧视。”种族歧视可不是小事,经理吓得连忙道歉。

　　事后,朱立军感到奇怪：和老外会话时说得如此流利,这是第一次。原因是什么呢？为了重温当时的感觉,他抽空又去了趟超市,故意在理发推子的货柜前左顾右盼,鬼鬼祟祟。果然,在收银台,他又被要求开包检查。他理直气壮,又是一顿数落。这回,他找准了感觉：原来,只要说话时自信气足,别想汉语原意,尽量用英语思维,就能说得流利。

　　2003年秋天,拥有一万多单词量的朱立军参加了安大略省翻译资格考试,一次成功,获得了省翻译协会颁发的中英专业翻译资格证书和营业执照。一个高考英语只考了60分的高中毕业生,四年之内,登上了英语的最高殿堂。

　　亚洲人的法语文言文

　　接下来,朱立军在多伦多租了一个办公室,开始了自己的翻译业务。他兢兢业业地干着,到处揽活,但效果并不理想。一年下来,除去房租等各项费用,赚了三万加元。虽然不算少,但离他的理想相差太远。

　　有一天,他陪同来自浙江的一个商务考察团去魁北克省首府魁北克市,参加一个国际纺织机械洽谈会。在会上,他认识了一位陪同巴西代表团的英法翻译。闲谈中得知,这位英法翻译的报酬是每小时300加元！而在加拿大,中英翻译最高价是每小时30加元,两者相差十倍之巨。

　　回到多伦多,朱立军开始着手去魁北克市学法语。朋友们听了他的打算,都认为他疯了：英法翻译一般都是以英语或法语为母语的人,中国人哪干得了这个啊！朱立军却信心满怀,他说：“语言这个东西就是学一点会一点,只要你努力,日积月累,总有成功的那一天。”他说得有道理,但其中的辛苦,又有几个人能吃得起？

　　2004年冬,朱立军在漫天大雪中,进入魁北克大学法语初级班,从“笨如何（法语：你好）”开始学起。为了习惯法语发音,朱立军咬了咬牙,退掉了租住的廉价学生公寓,高价租了一个房间,房东是一对法裔老夫妇。朱立军跟着他们每天学法语。

　　与之前学英语不同,这次是全职脱产学习,经济上的压力越来越大。他原来手里的一点积蓄渐渐地被掏干了。为了应付每年两万多加元的生活费和学费,朱立军“饥不择食”,到处找兼职。冬天,给人家车库门前除雪；春天,到旅游公司当导游：夏天,去农场摘草莓、拔大葱。不论在哪里打工,他每天都坚持学习法语到夜里一点,有时第二天没有工作,他就常常熬个通宵。

　　2006年冬,朱立军参加加拿大国家翻译工作者协会举办的英法翻译考试,结果,75分及格,他只得了37分。

　　多伦多的朋友都劝他回多伦多重操中英文翻译旧业,但他却坚持认为自己很有希望。他在一家老人院里找到了一份清洁工的工作,活是又脏又累又恶心,但他却非常开心,因为,在这里,他结识了一位退休法语教师姬丝拉。姬丝拉知道朱立军准备考英法翻译,便每天给他辅导,从纠正发音,到阅读理解古法语。

　　2007年冬,朱立军第二次参加英法翻译考试。当他用流利的古代法语激情四射地回答主考官的问题之后,三位主考官都惊诧了：他们根本不会想到,一个亚洲人竟然能用古代法语来回答复杂的问题。这就好似一个西方人能够用文言文做七律诗歌一样了不起。400多人参加考试,最后仅通过10人,朱立军名列第5,成为翻译协会成立以来,惟一的非法语母语人士通过者。魁北克省法语电台、电视台以及各大报纸,都对此进行了报道。一时间,LijunZhu这个名字传遍魁北克省。

　　朱立军再接再厉,2008年1月,他参加了北美同声翻译工作者协会的翻译考试,以全场第3名的成绩通过考试,成为被誉为“金领中的金领”的北美同声翻译。2008年4月,他由北温赛翻译公司推荐,为加拿大贝尔电话公司赴巴黎谈判代表做翻译。然而,“行家一出口,就知有没有。”朱立军在谈判桌前那精准流利的英法互译,折服了所有人。

　　从口吃“乡巴佬”到国际大牌翻译,朱立军似乎演绎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神话。这个神话的苦只有他自己知道,而这个神话的美,也只有他最能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