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和得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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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时候，我作文很好，语文老师不止一次给我的作文批过“5+”的分数，还经常在课堂上朗读。

　　听老师读自己的作文，我的心情像一颗怪味豆。最初觉得甜，哪个学生不愿意受到老师夸奖？慢慢地，咸味和涩味涌上心头。下课后，同学们神情怪怪的。“哦，哦，老师又用时传祥掏粪的勺子‘刳’毕淑敏啦！”刚学过一篇掏粪工人的课文，在北方话里，“刳”与“夸”同音。跳皮筋时，两边都不要我。要知道平日里，因为我个子高，跳得好，大伙都抢着跟我一拨。我和谁说话，人家都会装作没听见。扭身走开，故意跟别人大声说笑。他们一块儿边说边看着我。

　　我开始懂得什么叫孤独，什么叫被嫉妒。

　　这样的日子一般持续两三天就会过去。大伙毕竟小，容易健忘。我那时又是大队长，人缘挺好，大伙有事都爱找我。

　　作文每两周讲评一次，我便经受一次精神的炼狱。

　　我开始随意写作文，随大流，平平淡淡。“你的作文退步了，是不是骄傲了？”老师问我。我沉默。不是不愿意告诉老师原因，我不知道怎么说。假如我说了，老师会在班上把同学们数落一顿，我的处境就更糟。

　　老师苦口婆心开导，我又开始认认真真写作文。老师满意了。同学们敌视的恶性循环又开始。就没有一个万全之策吗？

　　我发现同学们并不是讨厌我的作文。老师念作文时。大伙听得津津有味，还不时发出会意的笑声。同学们只是不喜欢老师反反复复提我一个人的名字。

　　我小心翼冀问老师：“我最近的作文有进步吗？”老师说：“你近来写得不错。今天下午我还要读你的作文。”“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我战战兢兢地说。老师注视着我。“您念我的作文时，是不是可以不念我的名字。”我鼓足勇气说完蕴藏在心中许久的话。“为什么？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要求。你总不能让同学们觉得那是无名氏写的吧？”

　　我镇静下来，一板一眼地说，“我觉得您读作文，主要是看文章写得好不好。至于是谁写的，并不重要。不说名字，您让大伙讨论的时候，没人拘着面子，反倒更好说意见。”“你说的有点道理。好吧，让我们下午试一试。”老师答应了。

　　那天下午的情形如我所料。同学们充满好奇，发言比平日热烈得多。下课后，我和大伙快活地跳皮筋。“嗨，毕淑敏，今天念的范文是你写的吧？”有人问我。“不能老是她写得好，我看今天一准是别人写的。”有人这样说。我一概只笑不答，问得急了，就说：“我看像是你写的。”从那以后，我的作文越写越好，和同学们也能友好相处。

　　我至今不知道这算是机智还是一种早熟的狡猾。长大以后，看到一则名人名言，“走自己的路，让人们说去吧”。我想那是一种更积极、更勇敢的生活态度。只是我小时候，就是听到这句教导，也未必敢照着去做。我太珍视同小朋友们无忧无虑跳皮筋的机会。

　　我的三次高考俞敏洪

　　1977年年底，高考恢复了。但是，刚进入高中学习的我，对于高考并没有太多想法。

　　一天，我们的班主任，一位从南京翻译局下放到我所在中学的老师对我们说：“我知道你们这帮孩子一个都考不上大学，但是我还是建议你们要努力争取，因为一旦考上，个人的生活就会发生很大变化。即使你们努力了考不上。在地里干活累了，拿着锄头看看天上的云，还可以想想‘我那时候曾经考过大学’。”这样富有诗意的鼓动让我们心情十分兴奋。都报名参加了1978年的高考。

　　1978年的高考，我们全班只有一个学文科的人考进了常熟市地区师专。现在，他是我们镇中小学联合学校的校长。第一次高考的失利并没有给我造成太大的影响，因为毕竟考上的人很少。在家呆了两三个月，直到我们大队初中的校长把我找去当学校的英语代课老师。

　　1979年的高考又开始了，我再度进入考场。我的总分过了录取分数线，英语考了55分，比去年的高了很多，但常熟师专的录取分数线变成了60分，我再度落榜。

　　江阴县教育局举办了专门针对外语的辅导班，之前的两次失利，使我已经基本放弃了高考，但我妈却很坚持，一定让我去报名参加。我开始了真正的脱产学习。每天早上，我带头起来晨读，晚上10点半熄灯以后，大家全部打着手电在被窝里背单词。这个班是，1979年10月中旬开课的，到1980年春节的时候，我的成绩还在倒数第十位。当年的寒假就放了一个礼拜，我整天背课文。结果。四五十篇课文被我背得滚瓜烂熟。第二学期，我的成绩就变成了全班第一。我的目标也从最初的常熟师专变成了北京大学。

　　1900年的高考很快又开始了，英语考试时间是两个小时，我仅仅用了40分钟就交了卷。英语老师太怒。迎面抽了我一耳光，说今年就你一个人有希望考上北大，结果你自己给毁了。他认为我这么快就交卷，肯定没做好。

　　总分是500分，我考了387分。当年，北大的录取分数线是380分。填志愿的时候，我不敢填北大了。我的一个老师说，想当初你的志愿不就是一个师专吗？现在你都能有机会进北大了，即便北大不要你，说不定能进另外一所好学校。但我还是不敢下笔，那个老师就帮我填了北大。

　　8月底的一天，我和我妈在地里种菜，大队的人找到我说县里有电话来。我急忙跑过去，县教育局长对我说你的录取通知下来了。我拿到通知书一看是北京大学，当时就乐疯了。

　　我们村里的人从城里调了一辆拉土的大卡车，把我从江阴一直送到了常州，我在常州上了火车，站了36个小时到北京，一点儿都不觉得累。就这样，我进入了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