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的老上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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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年，我被借调到县政府办公室，和政协冯副主席多有交集。

　　其实，我对冯副主席并不陌生。他在我们公社当书记时，经常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去我们村检查工作，在我们那一带口碑很好。只不过，我那时是个小孩子，和他没有直接交往。

　　做事多过过脑子

　　冯书记天生一副贫困相，小眼，面黑，个头敦实；夏天戴个草帽，冬天裹一块白毛巾；除此整天光着脑袋，就是放到农民堆儿里也不显眼。成为副县级干部后，他的装束也没改变，常有人把他当作到县委大院办事的乡下老汉。

　　冯副主席没架子，见了谁都和气地打招呼，可他又很有个性。有人说，他的小眼睛一眨巴就是一个鬼点子。

　　他不抽烟。他当小学老师的时候，遇到上级来学校检查，事前他就跟一个学生班长约定好：如果他说“买烟来”，这个班长很快就会把烟买回来；如果他说“买烟去”，这个班长出了校门在外面闲逛，等客人走了再回学校，把钱如数交还给他。

　　他当公社书记时，不管县里交办什么任务，在大会上，他总是毫不犹豫地保证完成，从不当面跟领导讲条件。至于回去后怎么干，他有自己的主意。比如分自留地，县里规定每个社员最多只能分二分自留地，可有的村却分二分五或三分。村干部请示他，他说：你们对外必须统一口径，只能说二分。实际上就是默许。后来，有人把这个当作阶级斗争新动向告到县里。县里派人来查，冯书记说都是按县里规定分的。工作组也没调查出结果，此事不了了之。

　　别看多几分地，在那个饿肚子的年代，对于农民来说是有相当作用的。那时，如果社员白天在自留地干活，被公社头头发现，不但扣工分，还要挨批斗。一次，他检查工作到我们村，一个社员正摇着辘轳浇自留地，看见冯书记，扔下辘轳就跑。他喊住我的乡邻，说：来，我给你改畦子，你赶紧把地浇完，以后别这样了。这个社员很是感动。多年后，乡干部到村里强硬征收提留，这个老人还说：你们都学学人家冯书记，看人家是咋对待社员的。

　　一个干事闹情绪，说母亲病了，请假在家，逾期不归。其他公社领导都主张给这个干事处分。冯书记不同意，大雪天，他提着点心到这个干事家。干事的母亲正在洗衣服，见公社书记到来，很是吃惊。冯书记说：没啥事，听说大娘你病了，我来看看。这个干事的母亲很感动，明白是儿子给冯书记撒谎，当面数落儿子一通，说：这样的好书记，你还不跟着好好干？冯书记说：孩子在公社干得不错，主要是想歇几天。不要紧，等过几天再上班吧。这个干事二话没说就跟着冯书记回去上班，后来成为冯书记的铁杆部下。

　　老冯担任县劳动局局长时，有几个县领导的孩子从知青点回来，县里安排了工作。一个老资格局长的孩子还在知青点喂猪，老局长就气愤地上门指责老冯：人家的孩子都回来了，你咋光让我的孩子在那儿喂猪？老冯不能得罪县领导，也没能力让老局长的孩子回县直安排工作，就笑眯眯地说：别生气，要是觉得孩子光喂猪单调，那就再给他买几只小羊小兔。他这一偷换概念，竟然把老局长逗乐了：你这个老滑头。

　　到农干校培训，我和冯副主席同住一屋。熟悉后，我就询问那些关于他的故事传说的真伪。他没正面回答，只是笑着说：做啥事儿还是要多过过脑子。

　　农民老头有眼光

　　培训进行到一周，有几个乡长陆续请假回家。而冯副主席每天按时上课，认真做笔记，从未耽误。每天晚饭后，我陪他散步。他走路快，背着手，侧着头，抻着脖子，一副往前拱的姿势，我常被他落下。一次讨论会，行署一个副专员提出“领导干部要带头发展商品生产”，乡镇长们议论纷纷。最后，冯副主席发言说，我觉得领导是让咱们领着农民发展商品生产，不是让咱们也去做买卖。你像组织部贩驴，那不让人笑话啊？见大家无语，他似自言自语：可能是我脑筋老化，跟不上形势。后来，中央发通知严禁党政机关经商，我觉得冯副主席这个农民一样的老头是有眼光的。

　　我到县政府办不久，给我借调机会的那个副主任就调走了。更要命的是副主任与主任不和，我是副主任要来的，主任把我画在圈外。活儿没少干，材料没少写，可比我借调晚、干活少的都把人事关系办进了政府办公室，我却一直调不进来。冯副主席知道后，主动找县主要领导替我做工作，也无效果。所以，在县政府办公室借调了两年后，我只得选择离开。

　　不在大院，见冯副主席也少了，可他的故事不断传到我的耳朵里。比如，他母亲生病，他赶着毛驴车带母亲去医院看病。他是副县级干部，用机关的车给母亲看病，也不是过分的事。可见，他并不全是圆滑，而是有自己的规矩底线。你想，上世纪七十年代，他担任县劳动局局长，应该有很多招工和农转非的机会。可是，他的老伴和子女全都在家务农。后来成为副县级干部，每周六我都见他骑着自行车回去。他老家距离县城十几里路，周一上班时他的裤腿和鞋上都是泥土，老伴的责任田由他耕种浇灌。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卖棉难已经让农民忧虑不堪。他的一个老乡去大院找他走后门，想尽快把棉花卖掉。一进门，他热情地问：你咋恁稀罕？老乡说：在棉站排了几天的队，棉花也卖不掉。他说：哎呀，这可是大事。那你就赶紧去找找，看咱哪个老乡跟棉站熟悉，让他给帮帮忙。一句话把老乡挡回去。回头他对政协办公室的人说：不是我不帮忙，是我帮不上，我家的棉花还发愁哩。

　　在县里，有人说冯副主席清廉，有人说他滑头，也有人说他胆小。可在我眼里，他是大智若愚。一个师范毕业的小学老师逐渐成为一个副县级干部，没有相当的智慧是很难上到这个台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