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白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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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一生，匆匆忙忙就走过去了。壮行不止作为人生大写意的形态，被世界上的所有民族动情地叙述着。

　　古老的欧洲征尘滚滚，军士们左手执盾牌，右手持长矛，与友军相遇时，经常发生误伤，引起冲突。为避免这种情况，便定下靠右行走的军规。

　　欧洲大陆硝烟散尽后，歌舞升平，标有家徽的宝马香车载着贵族，在马路左侧高视阔步，将下层人挤到右边。乘车的和步行的，高贵的和低贱的，泾渭分明。

　　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车马和行人又一律靠右行驶了。

　　中国盛唐时，车辆也在道路右侧行驶。但鸦片战争后，受日本影响，汽车、畜力车和人力车改为左侧通行。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式汽车涌进中国，其方向盘、灯光装置只适用于右侧行驶，必须进行改造，改装费是车价的1/5。当时国家经济拮据，政府做出决定，自1946年1月1日零时起，全国车辆一律实行靠右行驶，沿用至今。

　　左右通行的问题解决了，但能否顺畅上路的麻烦来了。民国时期汽油昂贵，进入抗日战争年代，汽油又限购。无论货车还是客车、公交车还是私家车，纷纷改烧木炭，在汽车上安装炉子，一氧化碳在汽缸里燃烧，带动发动机运转。街上，大型运输车多了一节车厢，专门安放炉子。小货车驾驶室后面多了一节烟囱。公交车上的售票员既负责卖票，又负责捅炉子、清理炉灰。遇到上坡，汽车经常熄火，车上的人得赶紧下来一起推车。直到1953年，一些大城市的街头，还有烧木炭的公交车在运行。

　　战争的胜败、政局的反复，改变着交通规则和交通运输资源，由此引发的事变甚至充满血腥。清朝时，西方传教士进来了，他们乘坐紫呢大轿，横行无忌，引起百姓不满。1862年，某西方传教士认为衡州的十字街触犯了天主教十字架的圣讳，竟蛮横地要求拆毁街道，改变街市状况，由此激起民愤。中国人焚烧教堂，杀死传教士，酿成国际大案。

　　历史阴霾散尽，阳光普照，我走在辽西大地上，走在乡间土路上。这里没有左右通行的纷争，没有燃油带来的烦恼，绵延不尽的是乡间情。“哥哥你走路要走大路，大道上人儿多，走差好问路。”从我身边驶过的轿马车，是戏班专用车。乡下路孬，车子颠簸。小时候，我和伙伴们像青蚂蚱蹦跶着，跟在轿马车后，从一个乡到另一个乡，看完一场戏，再看下一场。女演员掀开轿帘，朝孩子们招手。我扑扑跌跌地撵上去，她伸手一拽，把我拉进轿房，揽进她的怀里。她贴住我的脸，轿车内红光耀眼，耳环烫着我的脸。她笑嘻嘻道：“花小子，长大后，想做啥？”

　　她是主角，自己占辆轿马车。给她赶车的，是个戴毡帽、脖子上搭条毛巾的汉子。我说：“给你赶车。”

　　“没出息！”她咬牙切齿地笑了，朝前方的鲤鱼幌子一指：“咱们在那儿歇下。”那是家旅店，古代考生奔赴省城和京城，參加乡试、会试、殿试，在旅店住下，鲤鱼跃龙门，吉祥。她说：“从那里出发，一站又一站，能走远。”

　　老辈人对我说过：“没有白走的路。”如今，我已经走得很远。我逛荡在乡村集市上，看到饭店门前写着：“你不进来，咱们都得挨饿。一碗面，一头蒜，给个县长也不换。”土鸡饭店的对联：“一人得道，鸡犬不宁。”让我喜欢得不行。

　　我经常坐火车奔波，对一站又一站的名字格外有兴趣。天津市北辰区天穆镇有个“129公里站”，距离北京站刚好129公里，神了。吉林省蛟河市有两个村子，一个叫小姑家，另一个叫大姑家。从小姑家车站坐车，下一站是大姑家，走亲戚似的站名让我玩味不已。电视剧《士兵突击》里，有个“读书铺站”。我一时来了兴致，查阅资料，读书铺站建于1966年，位于云南省安宁市读书铺村。在古代，地处偏远的考生去省城赶考，要提前很久动身，在离省城大概一天路程的地方住下，避开城市喧闹，最后冲刺一下。这个村子离昆明不远，他们就选择了这里，后来住的读书人多了，就叫读书铺村。我想起女演员对我的嘱咐。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我似乎永远在路上。我又觉得伤感，谁都逃不出标签的制约。鲤鱼幌子是旅店的标签，广告是商家的标签，电脑、洋文、驾照是白领的标签。厚厚的窗帘加一壶浓茶，是闭门怀旧者的标签。在牛仔裤的膝盖处挖俩洞，看着路标却朝相反的方向走，是叛逆者的标签。我到处奔走，却没有标签。在我生活的辽西边地，日头落下来是一天，睁开眼睛又是一天，日子和日子是重复的，若想真正活下去，就要往外走。一个人，身体在大地上行走，谁也离不开土地，但灵魂可以在天上飞翔。我喜欢《西游记》里的那句话：“赶路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