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年轻的时候没当过“非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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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3岁开始，我就和衣服较起劲儿来。这种较劲儿，几乎贯穿了我的整个青春期，成为我青春岁月的主题。

　　我永远记得自己第一次想要“由自己决定穿什么”的情景。此前的10多年里，我的衣服，要么是捡表哥们的，要么是父母单位发的工作服，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同龄人更新衣服的主要方式。但这种方式在持续了13年之后，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那天，学校集会，我和同学在队列中小声说话被老师发现，老师声音尖利地喊着我的名字，说：“你穿件花衣服，在队列里晃来晃去，现眼啊？”

　　我的这件衣服，是我最不愿被人提及的伤疤。这件衣服是妈妈单位发的工作服，她为了让我能穿出门，特意将有些暗花的衣服染成了黑色。但染料在无数次的洗涤中渐渐褪去，把我忌讳的“花”显露了出来。而我，一直以一种侥幸的心态，期望大家“看不见，看不见”。但遗憾的是，别人不仅看得见，我的痛处还因为一次小小的违纪，被老师血淋淋地点了出来。

　　那天晚上，我哭了一夜，咬着牙向妈妈提出：“今后我的衣服一定要自己选！”我坚决不再接受他们强加给我的任何衣服。

　　媽妈看着我凄惨的表情，想了想，就答应了，但和我约法三章：第一，不许选奇装异服；第二，不许选太贵的衣服；第三，只许买耐脏的黑色或蓝色。

　　虽然限制很多，但与充当“垃圾桶”、无条件地接受各种旧衣服相比，已算是前进了一大步，只要不被逼着穿那些被人取笑的别人淘汰下来的衣服，让我干什么都行。

　　但想法与现实并不一样。当我拿着妈妈交给我的15元钱跑到服装一条街去溜达时，我顿时认识到理想与现实的差距。15元，这笔相当于妈妈1/4月工资的“巨款”，在那条刚刚兴旺起来的小街上，就如同一粒盐掉进了水缸里，微小得可以忽略不计。而当我走进那条现在回想起来已非常落伍的“初级阶段集市”时，如同阿里巴巴进了大盗们藏宝的山洞，各种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好东西，如秋风扫落叶一般，把一种巨大的“不满足感”冲入我的心中，让我在大开眼界的同时，也对自己的生活现状产生了强烈的不满。

　　照说，按当时的物价，用我手中的钱买一件时兴的运动衫是没问题的。但由于此前“欠账”太多，加之老师的一声棒喝，我感觉自己缺了太多的东西——外套、内衣、裤子、鞋子、帽子、书包、皮带……这些需求，像一群巨大而疯狂的饥饿的野兽，而我口袋里的那15元人民币，则像一只瑟瑟发抖的可怜的羊羔。我那时的惶惑与不满足感，是你们可以想象到的。

　　当时还没什么名牌概念，最贵的西服，也不过七八十元。那时的服装制造商，借着人们崇洋的心态，随意地给那些服装取些外国名字，它们便可以卖得风生水起。

　　那些衣服我买不起。买不起，而硬要认同那个标准，是一件痛苦的事。这时候，我们无师自通地学会了用阿Q的思维方式来解决面对的困惑，将我们买不起的那些东西，都当成非我族类的丑东西。这种“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心理，很巧妙地将“买不起”变成了“不屑于要”，这不仅解决了我们心里不好受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我们周围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气场，一群境遇相近的人因强调某种共同的特征而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从而让单个的虚弱个体变成强大的群体。我们就是这样，用一大堆军挎书包打垮了班上刚刚冒头且有些不可一世的皮书包。

　　我的15元钱，最终依照这个原则，买了一件“公安的”衣服。所谓“公安的”，就是一种蓝色的确良的仿公安制服，这种化纤衣服现在已绝迹，但在当时绝对是半大的小毛头们向往的一种装束，它开启了我自主选择衣服的纠结旅程。

　　我家乡的“的确良热”，是被一个外国人灭掉的。那是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在他看来，纯棉质地且越洗越白的劳动布，比脆弱的的确良要好。这个外国人的观念，直接改变了我家乡人民的着装品位。一时之间，劳动布工作服纷纷出现在大街上。

　　越来越渴望受到人们关注的我们，远远不满足于把工作服原样穿上街，我们已开始有了我们自己的标准——衣服一定要有旧的光感和质感，还要有熨帖时尚的样式。这恰是工作服所不具备的。因此，我们决定找人帮忙改，但到服装店一问，工钱比买新衣服还贵，于是就决定自己动手改。一个下午，我趁父母都不在家，对一条无辜的新劳动布裤子下了手。

　　那时，我的目标是自己做一条外国人穿的牛仔裤。据我的观察，那种裤子最大的特点便是紧。这还不容易吗？把劳动布裤子拆开，把每块零部件沿周边剪小一圈，再原样缝好就成了。我为自己的聪明暗自激动了一回，怎料我为这个小聪明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我和我的那条裤子，成为所有同学怀旧时必提到的一个笑柄，一笑几十年，经久不衰。

　　我匆匆忙忙地把裤子连起来，就像拼好世界上最难的一幅拼图那样，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仔细端详那条改后的劳动布裤子，我相信那条裤子如果有妈的话，恐怕连它妈妈也认不出它来。两条裤管粗细不匀，还长短不一；没有锁边的裤缝中露出长短不一的毛茸茸的线头；裤腰依旧很大，像一只畸形的蝌蚪，张着大嘴，拖着两条病态的尾巴……

　　我被自己神奇的破坏力震惊了。而且我居然打算用“特色”为借口来安慰自己，并说服自己，艰难地换上它，走了出去。鼓励我这么干的，有如下几个理由：第一，县里几个唱歌的年轻人曾穿过撕掉袖子的衬衣在街上走；第二，几个写诗的大哥哥故意在裤子膝盖处剪出破洞；第三，在重庆学美术的三哥，把一条裤腿剪下来套在头上，就成了一顶帽子。他们的这些“杰作”，在小毛头们那里获得了阵阵尖叫声和口哨声，这在当时就算是最牛的赞同了。

　　我和我的特色裤子，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人们用一系列捶地喊肚子痛的动作，击碎了我惴惴不安的侥幸。连最厚道的人，也以一脸强忍的坏笑，同情地看着我。

　　那不是我最后一次与衣服较劲，但绝对是最糗的一次。正因为这次教训，我在刚参加工作的第一年，每个月花大部分工资拼命去买衣服，改变自己的装束，想以此找回自己当初被那条变态裤子丢掉的自尊心，也想以服装的改变，向人们证明我与以往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