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丹虹：只买单程车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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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丹虹很时髦，但绝不是那种随大流儿的时髦；她看似简单，但说起话来却能旁征博引，让人刮目相看。有人说她是“无脑儿”，认识她的圈中人则称她“阿庆嫂”，她却说自己是“装傻”。

　　初次见面，旁人会觉得赵丹虹很“另类”，她会和不太熟的人聊自己的离婚史，对老外称孩子的父亲时用复数“theirfathers”，弄懵了老外，她自己则笑得花枝乱颤。她爱爱情，却不爱具体的某一个男人，她说，“幸福感是自己给的”。曾有算命的说她婚姻不顺，注定离婚，她则说，为什么不结？现在只怕离不掉，一定离婚还不快结？

　　认识久了，发现赵丹虹不仅快人快语，而且总能多角度地看问题，就如同她说女人离婚有助于升值。她还是个头脑清醒的人，知道媒体要什么，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呵斥时下兜圈子的人际关系，对一身名牌的装样时尚不以为意。她的一身晚装、派对装都亲手改自于自己的睡衣，她毫不遮掩地说自己的衣服没有一件超过50元，布料都淘自展销会和布料市场。

　　她说自己就是小市民，具有阿Q精神，一切顺其自然，学习的榜样是弄堂里的老太太，学习她们对生活的满足态度。她说自己是个没定性的人，仿佛买了张单程车票，永远不会回头，也不会预先知道今天晚上住在哪里。她喜欢用“好玩”来表达正在做的事，用好玩来解释自己的人生。

　　这就是赵丹虹，在精致的十里洋场，她绝不是烛光摇曳中的西式牛排红酒，而是一道热烘烘的中国式麻辣大餐，大餐里热腾腾地煮着快乐、自信和率性，底下那把火就是她的热情。

　　自由前奏

　　很少有人能像赵丹虹那样轻易而决绝地选择人生。在担任顶层画廊主持人之前，她当过十多年老师。1988年，她毕业自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心理系，后来在上海行知艺术学校任教。那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初出茅庐的赵丹虹大力推行自己的教育改革措施，把学生放出教室，让他们去和颓废潦倒的画家交朋友。但这种先锋的改革并不被现实接受，赵丹虹被宣布下岗。这并不是一件快乐的事，但赵丹虹很快找到了退路，她一手拿着下岗工资，一手做起了服装生意。进布料、开样，甚至当营业员。她曾以五元一斤的价钱买进贝壳纽扣，再以一元一个纽扣的价钱卖出去。一斤纽扣有上千个，别人眼中的废品在赵丹虹手里变成了钞票。她还设计服装，主要是礼服风格的真丝淑女装，具有比较强烈的梦幻色彩。她甚至自己动手做衣服，“我喜欢把它变成现实，这让我觉得非常有快感”。

　　从事服装业让赵丹虹找到了些许快感，但这并不足以安定她喜欢新鲜事物的本性。4年之后，赵丹虹选择了放弃，理由很简单，每个月要对账单和员工的工资负责，负担很重，而且要迎合顾客的需求，创造的欲望受到了限制。“时装是一门艺术，把时装做成艺术是奢望。”

　　放弃服装之后的赵丹虹，又回校当了两年老师。她还到一家杂志社工作，没完没了的学习文件和开不完的会，也让她对那份工作没了激情。

　　2000年4月，在一家杭州投资商的支持下，赵丹虹和文化评论家吴亮组建“顶层画廊”，吴亮负责画廊，她负责酒吧。如果说是吴亮打开了顶层画廊的局面，那么赵丹虹则凭借几场不俗的Party令顶层画廊声名大噪。她迅速在时尚圈、艺术圈博得专业级策划人的美名，同时被《ELLE》杂志评为“PartyQueen”。几年后，吴亮离开，赵丹虹独挑大梁，开始在这个大舞台上自由独舞。她打破了传统画廊的经营模式，以“非商业性、公益性的大众文化”理念，把顶层画廊办成了“艺术家的客厅”、“活动的剧场”、“制造时尚和流行的艺术空间”，顶层画廊在中国50强画廊中排名第16位。

　　身为一名画廊主持人，赵丹虹要联络媒体、操办展览、策划派对、日常运营，她之前从事的那些风马牛不相及的职业最后都在画廊主持人这一角色上得到了统一。她说，之所以喜欢现在的工作，是因为这份工作自由。“在生命中能体验不同的生活是我最大的爱好，而这份动荡的职业使我的爱好有了最大的用武之地。”

　　派对

　　赵丹虹是那种永远都不会失去活力的女人，她能用几句话就把画廊的气氛搞到热火朝天，充满了浓浓的19世纪法国沙龙的味道，而她就像是沙龙的女主人穿梭于众多的宾客中间，为流行时尚描上点睛之笔。

　　自2001年起，赵丹虹策划了一系列风生水起的派对。赵丹虹的派对之所以好玩，是因为她摆脱了商业派对的樊篱，无论是肚兜派对、皮草皮革造型派对还是军装派对，都和通常意义上的有Rave音乐、酒水和招待的派对不同，它们都是薄积厚发、“事件”性的派对，包含着反商业、反传统、反媚俗的思想，也是另类的、边缘的自娱自乐。

　　按赵丹虹的说法，她所举办的派对都是即兴的。有一天，她临时起意给媒体们发了封邮件，“我要办派对了”，于是当即自己发请柬，自己缝制派对穿的肚兜、皮草，还在自己的背上文上一朵硕大的牡丹花，在派对上客串一把模特。她让认识的、不认识的人在派对上疯起来；让男人们争着抢着要穿一件皮草肚兜；她号召时尚男女在SRAS肆虐全国的时候，聚到顶层，以生命为名，举办一场特别的口罩派对。

　　“城市需要派对，有闲一族、白领、艺人、无业游民以及时髦学生等等，他们一般比较寂寞，一到晚上就想到人堆里找安慰、找自尊，喜欢派对的虚幻状态。他们也喜欢热闹，喜欢聚会，派对也正是依靠他们这些核心力量带动起来的。”正是基于这个出发点，赵丹虹说自己的派对是为城市里寂寞的人们制造“虚幻的生活”。

　　2001年6月22日晚，赵丹虹推出了自己策划的第一个派对—“中国肚兜”派对。在此之前，上海稀缺大型的主题派对，在此之后，各种稀奇古怪的概念开始被引入派对。而且，赵丹虹的名字开始跃出顶层画廊的意义单独存在。是夜，渲染着夜的风情的肚兜，在顶层的夜晚吐信，外穿、内衬、组合、改良……2001年8月18日，继肚兜派对之后，赵丹虹策划了第二个派对——文身派对，由艺术家和非艺术家现场自由地在来宾的身体上描绘出各种美丽的纹样和图案。2002年1月12日，赵丹虹和一群身穿皮草肚兜的美丽动人的美女再次惊动了上海的寒夜。2003年3月1日，赵丹虹又策划了“亚当与夏娃”——皮革皮草造型派对，皮草变做袖笼，或是围脖，或者是加一条时髦的狐狸尾巴搭配在来宾的身上。

　　赵丹虹坦言自己的派对玩的就是“人”。“在别的派对上，你可能只是一个看客，但在顶层的派对上，你就是明星。”赵丹虹强调每个人都是15分钟的明星，“我的派对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我从来不请名人，每次都有老手带新人过来，壮大了派对的队伍，他们就好比卡拉OK一样自由。我要挖掘每个参与者的潜力，而不是把人当道具。”

　　赵丹虹在圈内“PartyQueen”的名头响亮得盖过了她的本职：画廊主持人。事实上，作为顶层画廊的当家人，派对仅是赵丹虹诸多“好玩”事的一部分，也是她实践艺术观念的载体。

　　展览

　　顶层画廊很安静。赵丹虹把家也安在了那里。就在展厅里头的一间小屋，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传真机，一台电脑；没有派对的时候，她不爱出去交际，喜欢周末上文庙淘书，和没多少墨水的卖书人聊天，她说那都是些真正懂书的人；没有派对的时候，顶层就是一个非商业性的画廊，展出一个又一个年轻不知名的艺术家的作品，这里还长期举办DV沙龙，校园里的DV好手会聚在这里交流。“我觉得做顶层画廊就是在做我自己，曾经有人问我为什么喜欢做年轻人的展览和活动，我说，年轻人需要鼓励和肯定，这比给他们钱更重要，而我已经不年轻了，我怀念年轻，羡慕年轻，所以我腾出时间去扶持年轻，这就是对年轻人最大的帮助，也算是填补了年轻艺术家的作品在上海难以展出的空白。”

　　在上海众多商业性画廊中，赵丹虹坚持把顶层做成非商业性的，别人做精品，她走大众。她不给顶层过分固定的定位和约束，让艺术家自由地发挥。“顶层是一个没有偏见、人人平等的地方。当你被生活的激流冲得东倒西歪后，走进顶层画廊，会有一种特别的感动。顶层画廊就像是一个精神贵族，它需要花很大的成本来养育，但是我们需要这样的贵族！”

　　有一次，赵丹虹发现一个侗族山寨里的女人刺绣做得很漂亮，她突发奇想，把几个侗族绣娘接到上海来，搞一个绣品展览，向一些“老外”朋友介绍中国的民族工艺品，由此，做成了好多笔生意。结束时，赵丹虹把所得都给了绣娘。

　　又一次，有画家展出期间一张画都没有卖出去，赵丹虹就自己掏腰包，花了1万元买下两张画，作为画廊的收藏品。因为这样诸多的事情，顶层在艺术家圈子里的名声非常好，“艺术不一定要赚钱，其实是种快乐和消费”。

　　在顶层举办的每个展览的周期一般是一到两年，仿佛是场漫长的精神恋爱，赵丹虹说半年是观察期，“选择艺术家，先看人品，作品和人品都很重要”。确定做展览后，展览准备过程用一两个月，展览后期代理要一年左右的时间。顶层做的展览一般都是长期合作，第一次合作后，每年都为艺术家做个展览。

　　在赵丹虹的想法中，顶层画廊在5年、10年以后才是成熟期，“国外许多发达国家都有艺术基金会制度，专门扶持非营利的艺术场所。但中国没有这种基金会，上海的商业气息这样浓，非营利画廊，能够成为可能吗？我想试一试。中国的艺术要普及，不培养民众是不行的”。

　　赵丹虹说，她最大的愿望就是顶层画廊将来能在中国美术史中有一席之地。

　　当问起赵丹虹为什么会选择这样自由的职业和不确定的人生时，她说：“不是我选择的，是它们找我的。我觉得很多职业和事情，只要你感兴趣了，自然能发挥潜能去做。我幸运的是，在35岁时选择了一份喜欢的职业，而且越来越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