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线笸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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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的针线笸箩，直径尺余、半尺见深，用藤条编织而成，铁红的油漆，把笸箩漆得油光发亮。给人一种质感和美感。

　　当卢沟桥的枪炮隆隆作响时，我的母亲也在一声声鞭炮中和父亲拜了天地，那年她20岁。

　　她的陪嫁品除了一桌一柜和两把椅子外，还有的就是这个旧时妇女盛针线、布头用的笸箩，伴她一生的针线笸箩。

　　母亲是那个时代少有的识文断字的人。她的女工尤其在三乡五里出了名。她把毕生精力，精妙的技艺和对子女永恒的爱一针针缝制在我们姊妹六人的衣服、鞋子密密的线缝里。

　　母亲生下小妹后落下了严重的心脏病。多病的母亲不能下地干活，就帮乡邻们纺花织布。乡亲们不忍心一个多病的人白白操劳，常常会给一定的报酬，实在拿不出钱的，会送过来几斤粮食。我们兄妹几个也不闲着。二姐坐在老式织布机上纵横交织着她心中的梦，我把弹好的棉花撕成一块块，二哥用小擀杖把成片的棉花搓成指头粗细的棉花卷，放在母亲的针线笸箩里，母亲则架起纺车纺棉花。她一只手摇动纺车，另一只手的拇指和食指捏着花卷，手臂慢慢舒展，轻轻抬起，在嗡嗡嘤嘤的声响里，一股细流从母亲的指头间缓缓泻出，落在纺锭上，聚成一潭银水。针线笸箩里的棉花卷增多着，减少着，最后变成一个个肥硕的线穗。

　　没有活计的时候，针线笸箩里就变成了花花绿绿的世界。母亲有时帮别人赶嫁妆，有时帮乡亲做寿衣。端午节，母亲针线笸箩里就有了数不清的香布袋。几乎所有的女孩子这天都会得到母亲的礼物。我最喜欢母亲缝的绣球、抱脚娃娃、看瓜老头等。彩线和布头是帮人做活时的下脚料。做这些活，母亲从来不收一分钱。尽管家里有一群嗷嗷待哺的孩子。

　　年底是母亲最忙的时候。日子再艰难，过年时母亲也会把我们打扮得风风光光的。那盏昏暗的煤油灯，陪伴母亲熬过多少不眠之夜？不知道。那个铁红的针线笸箩，装载着母亲多少愁思？不知道。只知道每年的大年初一，母亲便静静地躺在床上，大姐和二姐则轮流守候在她的病榻前。

　　小妹两岁多的时候，瘦成一把骨头。哭的声音像小猫。母亲担心她活不下去，还拖着病体挣工分。一次生产队派她捡种子，母亲便随身带着她的针线笸箩，准备休息时抽空做活计。一天，母亲回来后神色有些慌张，她让我站在门口看着，然后从针线笸箩的碎布下面捧出几捧豆子来。母亲在锅里把豆子炒熟捣碎，配上野菜做成菜糊糊。每天给小妹吃点，终于从死神手里捡回了小妹的一条性命。

　　我不知道善良正直的母亲，为了她的子女不至于饿死，做这种事要付出多大的代价。那个油光发亮、铁红的针线笸箩里，该藏着她多少无奈和愧疚！她一定经过了剧烈的思想斗争，在良心和生存的两难抉择中，她艰难地选择了后者。阴森森的道德力量最终向母爱作了妥协。

　　生活的窘迫常常使暴躁的父亲脾气更加暴虐。母亲一生都在默默地忍受着。10岁那年的冬天，我实在忍受不了父亲的惩罚，决心一个人逃到无人知晓的地方，永远不再回来。天渐渐暗了，乌鸦从远处飞了回来，村子里冒起了缕缕炊烟，寒冷和恐惧袭上心头。我没有勇气往前走了，又不敢回家，就在村子外徘徊。

　　“亚——子——”，寒风里卷着一声声呼叫从远处传来，绵长而飘忽，颤抖而凄然。那是母亲的呼叫，是一个体弱多病的母亲对儿子声嘶力竭的呼唤。这一声声带血的呼唤，在我母亲逝世后的20多年里，一直在我耳边回荡。

　　我被母亲牵着手回到了家里。我觉得她的手微微打颤。母亲从针线笸箩里取出一个布包，掏出了一沓毛票。那是她终日劳作的报酬，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救命钱。她取出一张两角的，塞在我手里，说：“你，买点什么吧。”

　　我觉得母亲有点怪异。从小到大，我没有拿过属于自己的一分钱，难道母亲想用这两角钱拴住一颗倔强的心吗？我把毛票揣在手里，像捧着母亲滚烫的心，一股苦涩从心里往上簇拥着，翻滚着。

　　母亲的针线笸箩里渐渐冷落了，严重的心脏病折磨得她痛苦不堪。

　　1981年深秋的一天，大哥慌慌张张去学校喊我：“快回去，母亲病危了！”我慌慌张张跑回家，母亲躺在躺椅里，已经奄奄一息了。我扑在她身边，大声叫她，她已经不会发出声音了。

　　她的脸色略显苍白，表情十分平静，吃力地用微弱的眼光四周扫了一眼，看到六个子女都在，她似乎露出了微笑。

　　突然，她的眼睛向左翻了一下，我下意识地扭头一看，在那个油光发亮的、铁红的、渐渐冷落的针线笸箩里，有一件刚刚缝制好、还未缀纽扣的、母亲给我做的最后一件衬衣！

　　我匍匐在母亲身旁，放声恸哭

　　母亲！妈妈！我可怜的亲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