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岁的“上班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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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岁的顾诵芬至今仍是一名“上班族”。

　　几乎每个工作日的早晨，他都会按时出现在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科技委的办公楼里。从住处到办公区，不到500米的距离，他要花十几分钟才能走完。

　　自1986年起，顾诵芬就在这栋小楼里办公。他始终保持着几个“戒不掉”的习惯：早上进办公室前，一定要走到楼道尽头把廊灯关掉；用完电脑后，他要拿一张蓝色布罩盖上防尘；各种发言稿从不打印，而是亲手在稿纸上修改誊写；审阅资料和文件时，有想法随时用铅笔在空白处批注……这是长年从事飞机设计工作养成的习惯，也透露出顾诵芬骨子里的认真与严谨。自1956年起，他先后参与、主持歼教-1、初教-6、歼-8和歼-8Ⅱ等机型的设计研发。1991年，顾诵芬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成为我国航空领域唯一的两院院士。

　　战机一代一代更迭，老一辈航空人的热情却丝毫未减。2016年6月，大型运输机运-20交付部队；2017年5月，大型客机C919首飞成功；2018年10月，水陆两栖飞机AG600完成水上首飞，向正式投产迈出重要一步。这些国产大飞机能够从构想变为现实，同样有顾诵芬的功劳。

　　相隔5米观察歼-8飞行

　　顾诵芬办公室的书柜上，有5架摆放整齐的飞机模型。最右边的一架歼-8Ⅱ型战机，总设计师正是他。作为一款综合性能强、具备全天候作战能力的二代机，至今仍有部分歼-8Ⅱ在部队服役。而它的前身，是我国自主设计的第一款高空高速战机——歼-8。

　　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的主力机型是从苏联仿制引进的歼-7。当时用它来打美军U-2侦察机，受航程、爬升速度等性能所限，打了几次都没有成功。面对领空被侵犯的威胁，中国迫切需要一种“爬得快、留空时间长、看得远”的战机，歼-8的设计构想由此被提上日程。

　　1964年，歼-8设计方案拟定，顾诵芬和同事投入飞机的设计研发中。1969年7月5日，歼-8顺利完成首飞。但没过多久，问题就来了。在跨音速飞行试验中，歼-8出现强烈的振动现象。用飞行员的话说，就好比一辆破旧的公共汽车开到了不平坦的马路上，“人的身体实在受不了”。为了找到问题所在，顾诵芬想到一个办法——把毛线条粘在机身上，以观察飞机在空中的气流扰动情况。

　　由于缺少高清的摄像设备，要看清楚毛线条只有一种办法，就是坐在另一架飞机上近距离观察，且两架飞机之间必须保持5米左右的距离。顾诵芬决定亲自上天观察。作为没有经过特殊训练的非飞行人员，他在空中承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过载反应，用望远镜仔细观察后，终于发现问题出在后机身。飞机上天后，这片区域的毛线条全部被气流刮掉。顾诵芬记录下后机身的流线谱，提出采用局部整流包皮修形的方法，并亲自做了修形设计，与技术人员一起改装。飞机再次试飞时，跨声速抖振的问题果然消失了。

　　直到问题解决后，顾诵芬也没有把上天的事情告诉妻子江泽菲，因为妻子的姐夫、同为飞机设计师的黄志千就是在空难中离世的。那件事后，他们立下一个约定——不再乘坐飞机。并非不信任飞机的安全性，而是无法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回想起这次冒险，顾诵芬仍记得试飞员鹿鸣东说过的一句话：“我们这些人，生死的问题早已解决了。”

　　1979年年底，歼-8正式定型。庆功宴上，喝酒都用的是大碗。從不沾酒的顾诵芬也拿起碗痛饮，这是他在飞机设计生涯中唯一一次喝得酩酊大醉。那一晚，顾诵芬喝吐了，但他笑得很开心。

　　伴一架航模“起飞”

　　顾诵芬是一个爱笑的人。如果留心观察，你会发现他在所有照片上都是一张笑脸。在保存下来的黑白照片中，童年时的一张最为有趣：他叉着腿坐在地上，面前摆满了玩具模型，汽车、火车、坦克，应有尽有，镜头前的顾诵芬笑得很开心。

　　在他10岁生日那天，教物理的叔叔送来一架航模作为礼物。顾诵芬高兴坏了，拿着到处跑。但这架航模制作比较简单，撞了几次就没办法正常飞行了。父亲看到儿子很喜欢，就带他去上海的外国航模店买了一架质量更好的，“那架飞机，从柜台上放飞，可以在商店里绕一圈再回来”。玩得多了，新航模也有损坏，顾诵芬便尝试自己修理。没钱买胶水，他找来废电影胶片，用丙酮溶解后充当黏合剂；碰上结构受损，他用火柴棒代替轻木重新加固。“看到自己修好的航模飞起来，心情是特别舒畅的。”

　　儿时的顾诵芬

　　酷爱航模的顾诵芬似乎与家庭环境有些违和。他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父亲顾廷龙毕业于燕京大学国文系，是著名的国学大师，不仅擅长书法，在目录学和现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上也有不小的贡献。顾诵芬的母亲潘承圭出身于苏州的望族，是当时为数不多的知识女性。顾诵芬出生后，家人特意从西晋诗人陆机的名句“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中取了“诵芬”二字为他起名。虽说家庭重文，但父亲并未干涉儿子对理工科的喜爱，顾诵芬的动手能力也在玩耍中得到锻炼。《顾廷龙年谱》中记录着这样一个故事：一日大雨过后，路上积水成河，顾诵芬“以乌贼骨制为小艇放玩，邻人皆叹赏”。

　　“七七”事变爆发时，顾廷龙正在燕京大学任职。1937年7月28日，日军轰炸中国29军营地，年幼的顾诵芬目睹轰炸机从头顶飞过，“连投下的炸弹都看得一清二楚，玻璃窗被冲击波震得粉碎”。从那天起，他立志要保卫祖国的蓝天，将来不再受外国侵略。

　　考大学时，顾诵芬参加了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入学考试，报考的全是航空系，结果3所学校的考试全部通过。因母亲舍不得他远离，顾诵芬最终选择留在上海。

　　1951年8月，顾诵芬大学毕业。上级组织决定，要把这一年的航空系毕业生全部分配到中央新组建的航空工业系统。接到这条通知时，顾诵芬的父母和上海交通大学航空系主任曹鹤荪都舍不得放他走。但最终，顾诵芬还是踏上了北上的火车。到达北京后，他被分配到位于沈阳的航空工业局。

　　“告诉设计人员，要他们做无名英雄”

　　共和国成立后，苏联专家曾指导中国人制造飞机，但同时，他们的原则也很明确：不教中国人设计飞机。中国虽有飞机工厂，实质上只是苏联原厂的复制厂，无权在设计上进行任何改动，更不要说设计一款新机型。

　　每次向苏联提订货需求时，顾诵芬都会要求对方提供设计飞机要用到的《设计员指南》《强度规范》等资料。苏联方面从不回应，但顾诵芬坚持索要。那时候他就已经意识到，“仿制而不自行设计，就等于命根子在人家手里，我们没有任何主动权”。

　　顾诵芬的想法与上层的决策部署不谋而合。1956年8月，航空工业局下发《关于成立飞机、发动机设计室的命令》。这一年国庆节后，26岁的顾诵芬进入新成立的飞机设计室。在这里，他接到的第一项任务，是设计一架喷气式教练机。顾诵芬被安排在气动组担任组长，还没上手，他就倍感压力。上学时学的是螺旋桨飞机，他对喷气式飞机的设计没有任何概念。除此之外，设计要求平直翼飞机的马赫数达到0。8，这在当时也是一个难题。设计室没有条件请专家来指导，顾诵芬只能不断自学，慢慢摸索。

　　本专业的难题还没解决，新的难题又找上门来。做试验需要用到一种鼓风机，当时市面上买不到，组织上便安排顾诵芬设计一台。顾诵芬从没接触过鼓风机，只能硬着头皮上。通过参考国外资料，他硬是完成了这项任务。在一次试验中，设计室需要一排很细的管子用作梳状测压探头，这样的设备国内没有生产，只能自己制作。怎么办呢？顾诵芬与年轻同事想出一个法子——用针头改造。于是连续几天晚上，他都和同事跑到医院去捡废针头，拿回设计室将针头焊在铜管上，再用白铁皮包起来，就这样做成了符合要求的梳状排管。

　　1958年7月26日，歼教-1在沈阳飞机厂机场首飞成功。时任军事科学院院长的叶剑英元帅为首飞仪式剪彩。考虑到当时的国际环境，首飞成功的消息没有被公开，只发了一条内部消息。周恩来总理知道后托人带话：“告诉这架飞机的设计人员，要他们做无名英雄。”

　　退而不休，力推国产大飞机研制

　　在中国的商用飞机市场，波音、空客等飞机制造商占据着极大份额，国产大型飞机却迟迟未发展起来。看到这种情况，顾诵芬一直在思考。但当时国内各方专家为一个问题争执不下：国产大飞机应该先造军用机还是民用机？

　　2001年，71岁的顾诵芬亲自上阵，带领课题组走访空军，又赴上海、西安等地调研。在实地考察后，他认为军用运输机有70%的技术可以和民航客机通用，建议统筹协调两种机型的研制。各部门论证时，顾诵芬受到一些人的批评：“我们讨论的是大型客机，你怎么又提大型运输机呢？”甚至有人不愿意让顾诵芬参加会议，理由是他的观点不合理。顾诵芬没有放弃，一次次讨论甚至争论后，他的观点占了上风。2007年2月，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了大型飞机项目，决策中吸收了顾诵芬所提建议的核心内容。

　　2012年年底，顾诵芬参加了运-20的试飞评审，那时他的身体已经出现直肠癌的症状，回去后就确诊并接受了手术。考虑到身体情况，首飞仪式他没能参加。但行业内的人都清楚，飞机能够上天，顾诵芬功不可没。

　　尽管不再参与新机型的研制，顾诵芬仍关注着航空领域，每天总要上网看看最新的航空动态。有学生请教问题，他随口就能举出国内外相近的案例。提到哪篇新发表的期刊文章，他连页码都能记得八九不离十。一些重要的外文资料，他甚至会翻译好提供给学生阅读。除了给年轻人一些指导，顾诵芬还在编写一套涉及航空装备未来发展方向的丛书。全书共计100多万字，各企业院所有近200人参与。每稿完毕，作为主编的顾诵芬必亲自审阅修改。

　　已近鲐背之年，顾诵芬仍保持着严谨细致的作风。一次采访中，记者与工作人员交谈的间隙，他特意从二楼走下，递来一本往期的雜志。在一篇报道隐形战机设计师李天的文章中，他用铅笔在空白处批注得密密麻麻。“这些重点你们不能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