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才女凌叔华的宅门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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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东城区的史家胡同百年来名人荟萃，那一处处大门紧闭的宅院埋藏了不知道多少和中国近代史有关的故事，史家胡同24号就是其中的一座。

　　这里便是凌叔华的故居，也是她出生的凌家大宅的后花园。凌家大宅是一座有99间房子的豪华院落，前门朝着干面胡同，后院相接史家胡同，凌叔华26岁出嫁时父亲把这座有28间房子的后花园给女儿做了陪嫁。

　　凌叔华的父亲凌福彭1895年和康有为是同榜进士，名字被列于北京孔庙的石碑上，这资历使他得以进入翰林院任职。他历任清朝户部主事、军机处章京、天津知府、顺天府尹等要职。凌叔华是凌福彭与第三房姨太太李若兰的第三个孩子，家中共有15个孩子，她排第十。

　　从凌叔华的作品中，可以窥探到她在这座宅院中度过的童年生活中，有很多快乐的记忆。她的父亲饱读诗书，爱好绘画，家中文人墨客、丹青雅士络绎不绝。凌叔华7岁开始拜师学画，老师是著名的画家王竹林和宫廷女画师缪素筠，而父亲请来教授凌叔华古诗和英文的是被称为“清末怪杰”的学者辜鸿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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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光回溯到上世纪20年代，史家胡同24号院门口来访者络绎不绝，其中的很多是中国近代文化史和艺术史的名人。因为这里有一个被称为“小姐家的大书房”的沙龙聚会，汇集京华名流，沙龙的女主人便是凌叔华。

　　1923年凌宅的一场书画名家的聚会盛况空前，“小姐家的大书房”因此名动京华，它比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早了近10年。

　　那时，凌叔华在燕京大学读书，大半时间花在书画上，父亲介绍她认识了收藏家吴静庵的夫人江南萍，在江南萍的画室中她结识了陈半丁、齐白石等名家。1923年，凌叔华和江南萍以苏东坡诞辰886年为由，在凌家大宅组织了一次聚会，齐白石、陈衡恪、陈半丁、王梦白等著名国画家都参加了，还邀请了美国女画家玛丽·奥古斯塔·马里金。当天，众大师合作一幅《九秋图》，成为凌叔华的珍藏之作。

　　“小姐家的大书房”光临过很多名人，包括印度诗人泰戈尔。那是1924年，泰戈尔到北京访问，住在史家胡同的西方公寓，北大负责招待诗人的是徐志摩和陈西滢，几个人一起受邀来到书房举办“北京画会”。

　　这段日子，似乎是凌叔华最快乐的一段人生，回忆文字中充满了闲情逸致，也让人从中领略民国时代的文化风气与名士风流。正是从这一时期，她开始创作并发表小说，在文坛崭露头角，成为“新月派”最主要的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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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4年的一天，一位文质彬彬的读书人来到史家胡同的凌家大宅，如约拜访凌叔华，他便是从英国留学归来的博士、北大教授陈西滢。

　　那段时间，凌叔华因为文学创作，和陈西滢、徐志摩等人过从甚密，表面看来，她似乎和徐志摩关系更为密切，半年之间就有七八十封通信，关于两人绯闻的流言便因此而生。

　　陈小滢在回忆母亲的文章中提及此事：“徐志摩正陷于与林徽因失恋的痛苦中，也许是把母亲当成他的倾诉对象。母亲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与徐志摩有感情。在一封给友人的信里她这样说：‘说真话，我对志摩向来没有动过感情，他的事向来不瞒人，尤其对我，他的私事也如兄妹一般坦白相告。我是生长在大家庭的人，对于这种情感，也司空见惯了。’而徐志摩也曾说：‘女友里叔华是我的一个同志。’”

　　实际上，当时凌叔华正在和陈西滢“秘密”交往，有趣的是，最初陈西滢并不知道凌叔华是生活在大宅院里的大家闺秀。

　　陈小滢听父亲所说初见母亲是这样的情景：“父亲与母亲的结识，说起来母亲主动的成分似乎多一些。那时候母亲还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她的几篇小说都在《晨报》副刊上发表，而父亲正是《晨报》的编辑。母亲给父亲写信，请他去家里喝茶。父亲后来跟我回忆，他带着一种好奇心赴了约，想看一看这个写小说的女孩子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结果那天他在胡同里绕来绕去走了很久才找到，他当时还纳闷，这个女孩子怎么会住在这么一个大宅子里？可能像林黛玉一样是寄人篱下吧。父亲敲门进去，先是门房带着他走了一段，然后有一位老妈子出来接，又走到一个院子里，再出来一位丫鬟，说‘小姐在里面’，把父亲吓了一跳。”

　　1926年，陈西滢和凌叔华在史家胡同24号院大婚，这座后花园作为陪嫁成为凌叔华真正的家，北大教授和女小说家的喜结连理，在当时也是一段佳话，然而，这却并不是一段幸福的婚姻。

　　“我相信他们在走向婚姻的时候还是有感情的。那个时代的女作家并不多，父亲对母亲有一种爱才的心理；从另一方面讲，父亲是留英博士，26岁就当北大教授，母亲自然也会被这些“光环”所吸引。”陈小滢这样评价父母的婚姻。

　　由于大家众所周知的鲁迅和陈西滢那场著名的论战，陈西滢在北京似乎有点待不下去了。凌叔华婚后不久，便和陈西滢一起赴日留学。1930年，陈西滢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凌叔华随丈夫一起来到珞珈山，抗战期间，他们辗转重庆、成都，上世纪50年代后定居英国。

　　越走越远，凌叔华从此远离了北京，远离了史家胡同她从小生活的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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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3年，凌叔华的自传体小说《古韵》在英国出版，很快成为畅销书，她被称为“第一位征服欧洲的中国女作家”。《泰晤士报文学副刊》评论说：“叔华平静、轻松地将我们带进那座隐蔽着古老文明的院落。她向英国读者展示了一个中国人情感的新鲜世界。高昂的调子消失以后，古韵犹存，不绝于耳。”

　　然而，对于凌叔华来说，这并不令她有多么欣喜，因为西方人真正好奇的，是妻妾成群的东方式家庭，这也正是她的悲哀。

　　凌叔华在小说创作方面的才华和天分在国内并没有获得更大的认可，陈小滢认为此乃她的“不合时宜”所致：“她的那些太过生活、太过女性的写作，是不符合当时潮流的，于是也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史家胡同那座大院里20多年的生活，似乎对凌叔华的一生影响至深，无论是写作，还是婚姻，幸与不幸，很难评说。

　　“他们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暴露出诸多不和谐因素。母亲显然不甘心扮演那种传统的相夫教子的女性角色。‘一个女人绝对不要结婚。’这句话从小到大，我不知听了多少遍。我想她可能对自己的婚姻心生悔意，也可能觉得家庭是个累赘，认为自己如果不结婚，可能成就更大。”深究其背后的原因，陈小滢认为：“在这种复杂的家庭环境下长大的母亲，防备心比较重，不相信任何人，包括我和我父亲。”

　　凌叔华被传的最沸沸扬扬的一段和英国诗人朱利安·贝尔的婚外情，陈小滢是在陈西滢去世前两年从父亲的口中亲口证实的，她在《回忆我的父亲陈西滢》一文中写道：“他说书里说的事是真的。我问他当时为什么不离婚，他说，当时女性离婚是不光彩的。再问他，他说你母亲很有才华，然后就不说下去了。”

　　凌叔华在《古韵》最后一篇的结尾处写道：“我多想拥有四季。能回到北京，是多么幸运啊！”史家胡同那所大宅，有幸福快乐，也有辛酸悲凉，却一直是她魂牵梦萦的地方。

　　1989年冬天，凌叔华意识到漫长一生所剩之路不长了，此时她几乎不能行走，但还是决心启程回到北京。1990年春天，弥留之际的凌叔华被抬在担架上回到史家胡同的旧居，这里已经成了大杂院和幼儿园。她望着天空低语：“妈妈正等着我吃饭呢。”

　　她来到这里，似乎是在寻找什么，是在追寻自己过往生命的痕迹？还是在寻找身心的归属与安宁？“母亲一生在寻求解放自己的方式，可是，最终也没有找到。”女儿这样说。